[太阳]1979年的一次大会上，杨显东大胆发言，直指陈永贵的问题，他表示：我认为全国推广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不仅让农业走上了歧途，还让农民陷入贫困的深渊，随后，他尖锐地批评道：陈永贵已经成为副总理，却至今不肯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2010.6.6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36，庄主)） 1979年开春，北京的天气还有点倒春寒，一场全国政协小组会，开着开着，一个声音冒了出来，一下子打破了沉闷，发言的是杨显东，他讲号召全国学大寨，这是瞎指挥，把农业往沟里带，把农民往穷坑里推，这话可不得了。 那年头，大寨可是块金字招牌，农业战线的一面旗，谁敢说个“不”字，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杨显东这几句话，像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顿时浪花四溅，曾经光芒万丈的大寨模式，头一次被人放到了聚光灯下，仔仔细细地审视，中国农业，接下来要往哪儿走？这成了个大问题。 说起大寨，那可是山西一个小山村，硬是让村支书陈永贵给带火了，陈永贵是个地道的农民，可他有股子韧劲儿和聪明劲儿，领着乡亲们战天斗地，秸秆还田、改良土壤，硬是让穷山沟变成了米粮川，粮食产量蹭蹭往上涨，这事迹一传开，连毛主席都点赞，大寨立马成了全国农业的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好像只要学了大寨，中国农业就能一步登天。 可风光背后，真就没点儿问题？其实，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78年，就有农业学会的专家们去大寨看了看，回来就嘀咕，这产量是上去了，可资源消耗也太猛，对环境怕是不友好，更要命的是，大寨那套，是不是在哪儿都能使，得打个大问号，毕竟，每个地方的土质、气候、条件都不一样。 就在这种背景下，杨显东站了出来，他敢这么说，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自个儿就是穷苦农家出身，后来念了南京金陵大学，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肚子里装的都是国内外农业的真学问。 他最清楚土地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中国农业要发展，得靠现代化，靠科学技术，而不是一窝蜂地模仿某个典型，不管那典型合不合适。正是这份底气和忧思，让他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 杨显东的看法，跟那些力捧大寨模式的人，特别是陈永贵本人的想法，显然是拧着的，这倒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中国农业到底该走哪条路的大讨论，当“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铺开后，效果也开始五花八门，有些地方可能因地制宜，确实搞出点名堂；但更多地方，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结果呢，产量没上去，资源糟蹋了不少，农民反而更累更穷，杨显东的质疑，正是看到了这些活生生的现实。 面对那些守旧的声音，说他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杨显东也没怂，他顶着压力，凭着农学家的严谨和改革者的担当，到处讲他的道理，希望给中国农业找出一条更科学、更能持续发展的路子，他看得明白，有些地方产量是上去了，可农民的日子并没好多少，那种靠大量资源投入和农民拼死拼活干出来的模式，一旦外部条件变了，可能就玩不转了。 不能再让农民受苦了，这句实在话，说出了杨显东心里对农民的疼惜和对农业的责任，在他的力推下，一股反思和改革的风，开始吹遍中国农村，农业政策也跟着调头，不再是全国一个模子，而是讲究因地制宜，不再是光盯着产量数字，而是更看重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人们开始琢磨，梯田是不是修得越多越好？ 水渠是不是挖得越长越妙，老祖宗传下来的耕作方法，怎么跟现代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杨显东不光在嘴上喊，作为农业部副部长，他还亲自参与推动了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落地，这些努力，让中国农业慢慢摆脱了单一模式的捆绑，走向了多元化、现代化的新路，农民的干劲儿也空前高涨，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今天回头看，大寨模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所代表的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值得学，但照搬模式的教训，也得记牢，杨显东的勇气和远见，不光是点破了一个模式的局限，更是给中国农业现代化探了路，替亿万农民说了话，他的贡献，不仅仅是戳破了一个神话，更在于他推动了中国农业的转向，让其走上了一条更健康的发展轨道。他的名字，该在中国农业史上记上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