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川军将领范绍增想起义，却因蒋介石的猜忌谋不到军职，好友陈仲森建议：“你和顾祝同关系那么好，去找他帮忙。” 在重庆南岸的杨杰公馆里，范绍增与章伯钧、黄琪翔等民主人士的深夜密谈，让这位川军将领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四年后的1949年9月，当解放军的炮火逼近巴蜀大地时，这位曾击毙日军中将的抗日名将，却在国民党阵营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此时的范绍增正面临着双重危机：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的猜忌已到草木皆兵的程度，而他手中连个正式番号的部队都没有。 好友陈仲森在重庆李子坝的私宅里给他指了条明路："顾墨三（顾祝同）统管西南军政，你们在淞沪会战有过袍泽之谊。"这番话让范绍增想起1937年的上海战场，时任第三战区司令的顾祝同确实对川军另眼相待，带着最后一线希望，范绍增连夜驱车赶往成都。 在成都北校场行辕，顾祝同对这位"光杆司令"的处境心知肚明，据中国政协频道披露的档案显示，顾祝同当时正面临兵力不足的窘境，急需能镇守川东的地方势力，经过三日密谈，范绍增获得"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的委任状，这个看似空头的职务，实则是组建新军的特许状。 范绍增立即返回大竹老家，凭借袍哥背景和旧部关系，短短两个月拉起两万余人的队伍。 这支临时拼凑的武装却暗藏玄机，范绍增的警卫营长杨震东，实为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48年就通过"益社"与范建立联系，在渠县三汇镇的司令部里，范绍增常对亲信说："我们现在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暗指等待起义时机。 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直到1949年12月迎来转机。 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皇飞台，五天后范绍增在重庆歌乐山秘密会见二野敌工部特派员，敲定起义细节。 据《刘伯承传》记载，这位曾与红军在洪湖地区激战的川军宿将，此刻却握着对方的手说："当年贺胡子说我迟早要改换门庭，今日果然应验。"12月14日，当国民党残部还在川南负隅顽抗时，范绍增在渠县通电全国："即日起与反动派断绝关系，接受共产党领导。"这封由杨震东草拟的电文，成为压垮国民党西南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起义背后的深层逻辑，在范绍增晚年回忆录中可见端倪，他特别提到1948年的"国大代表"事件：蒋介石强令其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他却公开表态拥护李宗仁。 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变，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嫡系的固有矛盾使然，正如重庆档案馆保存的《益社账册》显示，范绍增早在1947年就开始通过帮会渠道，向苏北解放区输送药品和军需物资。[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