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你们不用太担心，你们有王。” 1960年，火车站月台上，一位即将被召回苏联的专家悄声对中国核研究人员留下这句话，然后匆匆登车。他没有说出全名，只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字：“王”。那一刻没人知道，他说的是谁。 多年后，这句话成了中国核武研究史中最令人回味的谜语。直到1964年，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这个“王”的真实身份才开始被一部分人慢慢拼凑清楚。 他叫王淦昌。那时的他，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刚刚因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震惊世界，西方物理界预测他将是下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中国旅苏科学家中最有潜力的那一位，是苏联同行都佩服的物理天才。 但王淦昌没有等诺贝尔奖的到来。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加密电报：“请即刻回国，加入专项任务。”没有详细说明任务是什么，也没有讲报酬、条件。 王淦昌看完电报，三天内收拾行李，交清实验材料，谢绝了苏方挽留，登上返回祖国的列车。 他回国后，改名“王京”，进入西北某秘密基地，开始了隐姓埋名的日子。他的名字从所有学术刊物中消失，科研成果全部匿名归档。从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的他，成了中国核工程中的“无名高人”。 那时的西北核试验基地简陋到令人发指。帐篷冬天结冰，夏天漏雨，科研设备东拼西凑。一次为了一台高速摄影机，科研人员跑遍全国，最后从电影制片厂借到一台旧的备用机才算应急。 而王淦昌就站在这些临时设备后，推演出一套核爆试验最核心的物理计算模型。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戈壁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那一天，试验指挥所里一片沉默。 王淦昌在试验记录本上写了三个字：“可以了。”然后走出指挥车，继续整理下一阶段试验材料。 没有人采访他，没有庆功宴，没有奖章。他还要准备下一场更大的爆炸——氢弹。 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在同一片土地成功引爆。王淦昌坐在爆心数据分析机旁，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比对参数。他的判断精准到小数点后四位，结果与测算完全一致。 那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日夜在实验棚里与沙尘作伴的老人，年轻时其实三次站在诺贝尔奖门前。 一次是他1942年提出的中微子探测方案，被美国科学家转化为实验项目并获1995年诺奖。另一次是他早年提出的中子散射路径模型，被英国团队采用获得1951年诺奖。 还有一次，便是他自己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那年，只因回国参与核项目而放弃候选提名。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拿奖是为自己争光，造原子弹是为国家争气。哪个重要，你自己掂量。” 1978年，国家核计划解密，王京恢复原名王淦昌。他走出戈壁滩，回到北京，穿着一身旧呢子大衣，拎着两个包，一个是写满计算公式的笔记本，另一个，是几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 但他的脚步没有停止。“863计划”启动后，王淦昌被列为专家组成员。他负责激光与粒子技术方向，为后来的超级计算、高能激光、航天探测打下理论框架。 有一次在学术会议上，一个年轻人问他：“您在戈壁滩上吃了那么多苦，值得吗？” 王淦昌推开窗户，指着窗外的长安街高楼，说：“这些楼为什么盖得这么稳？因为我们有那声响。”他没说是哪一声，但全场都明白了。 王淦昌晚年时整理过自己的手稿。他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他的手稿里，没有一篇是为自己申报成果的，全是公式、推导、结构图，和几句朴素的测试心得。 他一生没有奖章满墙，只有国家档案里一串密文：“代号001，理论设计负责人。”这串字母，如今已在历史中解密，而那张写着“王”字的纸片，也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