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作为副总参谋长的杨勇出访南斯拉夫，却遇到一个极其尴尬的事。铁托认为他级别低，竟拒绝接见他。 杨勇，1913年10月28日生在湖南浏阳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小时候常帮爹妈干活，苦日子磨出了他的硬脾气。1926年，他在学校加入劳动童子军，当上队长，小小年纪就有点领导范儿。1927年，14岁的他加入共青团，次年闹农民运动，1930年投身红军，正式成了共产主义战士。 红军时期，他从宣传员干到连副政委，1933年升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委。长征路上，他在湘江战役挂了彩，掉了六颗牙，疼得要命还坚持打仗。四渡赤水时，他指挥果断，战友们都服他。抗日战争，他在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干得风生水起，平型关战役有他一份功劳，1941年还带队干掉700多日伪军，稳住了鲁西根据地。 解放战争，他当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1947年鲁西南战役，一家伙全歼敌军一个师加两个旅，打得漂亮。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贵州省主席，搞地方建设，后来调去总高级步兵学校当副校长，教出一堆军事人才。1953年，他上朝鲜战场，先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当司令员，金城战役打得敌人找不着北。回国后，他干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胸前挂满了勋章，五次负伤的他，硬是靠实力成了军中传奇。 1978年6月，中国刚迈进改革开放，杨勇带着军事代表团去南斯拉夫，想聊聊两国军事合作的事儿。飞机落地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那边礼节性地接了人，可接下来的安排让杨勇有点懵。几天下来，他没见到总统铁托，只跟南军总参谋长波托查尔聊了几次。双方聊得还算顺畅，杨勇还去军事学院看了看，瞅了瞅南军的演习，对他们的全民防御体系挺感兴趣。 可铁托咋就不见他呢？原来，南斯拉夫那边觉得杨勇只是副总参谋长，级别不够，铁托亲自出面不合适，就派了波托查尔接待。这事儿搁谁身上都挺尴尬，杨勇心里肯定有点不是滋味，但他没吭声，继续把任务干完。 同年9月，波托查尔回访中国，在北京见邓小平。邓小平一听这事儿，乐了，跟波托查尔说：“杨勇虽然是副总参谋长，但总参谋部的事儿都是他在管，实打实的核心人物。”波托查尔这才明白搞错了，赶紧道歉，说接待规格不够。这误会解开了，可那次冷遇还是成了杨勇外交生涯里一个抹不去的小插曲。 1979年，邓小平忙得焦头烂额，决定卸了总参谋长，让杨勇接手。杨勇资历深、能力强，大家都觉得他合适。可1980年1月，一件小事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在京西宾馆请客，送别调走的李达、张才千，顺便欢迎新来的张震。饭局花了400块钱，当时军队正搞“三查三整”，反浪费抓得严，有人把这事儿捅到了中央纪委。 纪委书记黄克诚一听，火了。他和杨勇是老战友，但原则面前不讲情面，要求查清楚。杨勇赶紧解释，说这是老规矩，可黄克诚不买账。杨勇没办法，自己掏了400块补上，还写了检讨。这事儿虽不大，却赶上关键时候，军委一合计，觉得杨勇这时候接总参谋长不合适。邓小平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后，定了杨得志当总参谋长。 杨得志跟杨勇是老搭档，两人配合没话说。杨勇也没啥怨言，继续当副总参谋长，帮杨得志搞军队现代化，忙作战计划和训练改革，照样干得起劲儿。 1983年初，杨勇身体不行了，住进北京医院。1月6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0岁。葬礼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办，军里老伙计们都来送他。大家伙儿惋惜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说他一辈子忠诚、实干，功劳簿上写得满满当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