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水乡的昆承湖上，1941年夏季的阳光照射着微波荡漾的湖面。此时的湖水却不是往日的清澈，而是被一条触目惊心的血路所染红。十余艘木质渔船在湖面上缓缓划动，船上的渔民们神情凝重，目光焦急地在湖面搜寻着。领头的是当地农会干部朱汉泉，他的眼眶已经红肿，但仍不愿放弃希望。 ＂再找找！一定要找到朱书记的遗体！＂朱汉泉哽咽着对周围的渔民喊道。 三天了，从早到晚，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用尽各种打捞方法，但湖面太广阔，芦苇荡太密集，他们始终未能找到那个年仅22岁的女共产党员的遗体。朱凡，就这样长眠在了昆承湖的碧波之下。 若是往前推几个月，在辛莫区曹家浜村的集市路口，有一家名为＂春来茶馆＂的小店，店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她身着朴素的蓝底白花衬衫，举止温婉得体，让人很难将她与地下革命工作联系起来。茶馆里总是热闹非凡，各色人等进进出出，茶香四溢。而这家看似普通的茶馆，实际上是朱凡精心设置的辛莫区委交通联络站。 ＂老板娘，来碗茶！＂一位面色黝黑的农民喊道。 朱凡微笑着端上热茶，顺势接过对方藏在袖口的纸条。在顾客们的眼中，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茶馆老板；而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她是新四军在敌占区的重要联络人，是辛莫区的区委书记。 如果能回到更早的1939年，在一家照相馆里，我们会看到一位身穿洁白长裙、手捧鲜花的年轻女子。她面带微笑，让摄影师为自己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她留给年幼弟妹的纪念，在照片背面，她写下了动人的话语：＂您将永远忘不了这几个从母亲身上抛下的可怜的孩子。＂ 临行前，朱凡将弟妹托付给自己的四姨照顾。四姨看着这个才20岁的侄女一心为国的决心，含泪点头答应收养三个侄子。从此，朱凡离开了富足的家庭，走上了艰苦的革命道路。 ＂别再枉费心机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新四军，辛莫区的区委书记！＂面对日本宪兵队长的审讯，朱凡挺直腰板，目光坚定。此时的她，已是1941年7月下旬被捕的第二天，伤痕累累却精神不减。 这位曾在木杓湾尼姑庵被捕的年轻女子，临危不惧地指着叛徒袁海根的鼻子大骂：＂你这个叛徒！＂当日军连夜审讯，问及八路军伤员和药品藏匿处时，朱凡的嘴如同钢铁般紧闭。 谁能想到，这个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坚强女子，曾是一名复旦大学的高材生。1937年，日军对上海疯狂轰炸，朱凡目睹自己的学校在炮火中坍塌，同窗好友惨死在眼前，无辜平民横尸街头。正是这些血淋淋的经历，促使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从上海名门闺秀到农村革命工作者，朱凡的转变令人惊叹。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个上海姑娘穿着粗衣，赤裸着双脚，和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捕鱼，住草棚睡草铺。她曾在横泾区工作时鼓励同志们：＂不管有多困难，只要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革命工作就没有困难的！＂ 朱凡的机智与勇气在多次危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940年2月，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交给她送信任务时，她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危险的差事。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她与农会干部朱汉泉商量后，两人假扮夫妻＂回娘家＂。当被两个伪军拦住盘问时，朱凡镇定自若地回答：＂老总，我们回娘家。＂同时巧妙地将提前准备好的良民证和夹着的伪币递给对方，顺利通过检查点完成了任务。 然而，无计可施的日军最终想出了一个极其歹毒的办法来对付这个不屈服的女共产党员。1941年7月的一天，他们将奄奄一息的朱凡拖到汽艇上，用麻绳绑住她的双脚，另一头系在汽艇上。鬼子开着汽艇在昆承湖茂密的芦苇荡中横冲直撞，折断的芦柴杆和芦叶如同无数钢刀，剐着朱凡的肉体。鲜血染红了湖水，在湖面上印出一条触目惊心的血路，直至她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