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民警拆信时手指头直打颤，钢笔水把信纸边沿洇出蓝道道。一百多支枪？九十年代初整个运城公安系统才配了六十把六四式手枪。刑侦科长叼着烟把信抖得哗哗响：“愚人节玩笑吧？”可当夜三点钟，局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烟灰缸里插满烟屁股——信里提到的三个地名，正好对上最近三起灭门案的案发村落。 突击行动来得比暴雨还急。五十辆警车半夜冲进闻喜县，踹开门却只按住七个搓麻将的老头，收缴的“军火库”里躺着三杆猎枪、一包过年没放完的鞭炮。说好的手榴弹呢？审讯室里小混混哭得鼻涕冒泡：“俺们顶多偷过派出所两副手铐，炸药是前年矿上哑炮里抠的，早潮成泥了！” 这事儿透着邪乎。匿名信里“100多人”的规模，搁当年够震动中央政法委，可最终法院判决书里就判了十九人。更蹊跷的是，行动前三天恰巧有辆河北牌照的卡车在举报地点卸过货——后来被扒出是某位副局长小舅子的车。举报人再没出现过，像滴在沙漠里的水，倒是结案表彰会上多了三面锦旗，红绸子扎得人眼睛疼。 深挖下去全是毛刺。信纸化验结果显示是公安内部用纸，邮戳却是三十公里外的陌南镇。被逮的“团伙骨干”王大虎，档案里明晃晃写着两年前还是派出所线人。当年参与行动的民警老张喝醉了念叨：“端掉的真是一窝贼？保不齐是有人要抢砂矿生意，借咱们的枪清场呢。” 扫黑除恶的子弹飞了三十多年，回头看这封举报信更像面照妖镜。黑与白搅成的浆糊里，有人借着正义的名头洗牌，有人把告密信当刀使。当年瑟瑟发抖写下匿名信的人，或许正躲在某个角落冷笑——他到底是个想金盆洗手的混混，还是幕后操盘手的白手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