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血战长沙的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刑场。临死前，蒋介石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而李玉堂同样高呼：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
抗战后几年，李玉堂这个名字在军中还响，连蒋介石都亲自授了青天白日勋章，说他是“国军的铁骨”。
可到了衡阳保卫战，他拼尽全力挡不住日军第十一军，四十七天，血流成河，最终丢了城。
那一年，战事本就危，李玉堂从战神变成了“失败将领”。
从衡阳出来，他像失了魂，调职、挂名、闲置，整整四年没人敢提起这个人。
1948年，兖州战役，他又一次请求上阵，兖州是铁路咽喉，华东命脉。
蒋介石犹豫了两天，把守城任务给了他，结果还是丢，还是败，中共一个团把他一整师包了饺子，守城五天，连夜撤退。
蒋拍了桌子，签下一纸命令——“李玉堂永不叙用”。
他的名字，从黄埔一期的荣光，滑进了角落。
可这个人没死心，1949年春，海南。
蒋介石把薛岳派去守南端最后一块地盘，岛上蒸得像个大锅，部队心浮气躁。
薛岳知道这块烫手山芋难啃，找来了“弃将”李玉堂，让他出任第32军军长。
很多人看不懂这步棋，连李玉堂也不太明白：他知道这是颗没插保险的手雷，但他还是去了。
三十二军原是薛岳的心腹老兵，换了顶军帽，不换命根。
他刚到任，下面的参谋、连长、文书都不是自己人，部队四分五裂，战心全无，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东南方向。
陈伯兰来了，这是李玉堂的妻，生在旧门第，但早投地下党多年。
海南一战，她跟内兄陈石清一块秘密登陆，来的是策反，她没想到丈夫愿意谈。
李玉堂坐在藤椅上，沉默很久，嘴里叼根没点燃的烟，低声说了句：“要打，我跟他们拼命；要走，我愿意留下。”
但三十二军不是他的兵，几次部署动作都被薛岳那边掐断，暗中换调连队主官，联络密信写好了，交给沿岸交通员，结果海南战役提前爆发，所有暗线全乱。
“动不了。”他说，“连军需官的调令都要先报广州，我拿谁起义？”
解放军登岛那天，海面还泛着雾，他在军部站了一夜，看见灯塔边的炮楼炸开，像一道口子直劈进心头，三十二军调头就跑，没一个听他命令。“散了。”他说，“完了。”
岛上陷落前，陈伯兰想走，他没走。
退到台湾后，还是个军长，没人搭理，突然某天，特务机关送来一封信，落款是陈石清。内容简单，说：“海上未尽之事，台北再续。”落款暗语明显，是旧联络线格式。
事情一下炸了，副官出事了，李刚，也叫魏天民，假身份，真共产党。
曾是他在大陆留下的少数心腹之一，这人后来在台北街头，被老战友毕荣甫撞见了，对方脱口而出：“老魏？你不是早被枪决了吗？”特务顺藤摸瓜，直接翻出他住处，搜出藏信。
李玉堂知道晚了，他写信给陈石清，提醒别再联系，这信没出军区，就进了调查科的档案。
蒋介石勃然大怒，“黄埔一期的种，栽得真漂亮。”他拍案咆哮，“把他抓来，我亲审。”
大审一共三轮，李玉堂没求饶，也没喊冤，陈伯兰也咬紧牙关不说话。
审到最后，钱大钧出面求情，黄埔老部，昔日战友，跪在总统府外三小时，请求留命，蒋只冷冷说了句：“你看的是旧情，我看的是根。”
那天深夜，蒋批下判决书，封面只写了一个字——“耻”。
李玉堂看到那纸的时候，只点了点头。他不看字，只问：“我能写封信吗？”
没人拦，他坐在牢房铁桌前，抖手写下短短一段：
“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百年后，愿云龙山上有我一土。”
那天，陈伯兰也写了封遗书，字迹整整齐齐：“我是党员，无悔今生。”
行刑场设在郊外。李玉堂最后一句话是吼出来的：
“堂堂军人，死得其所！清清白白，无愧黄埔！”
1983年，山东省政府发布一则追认通告，内容寥寥：“李玉堂，革命烈士。抗战有功，起义未遂，精神可鉴。”
没人提“耻”字，碑上，只刻一句：“碧血黄沙，赤胆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