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天，南京下着大雪，风刮得脸生疼，长江大桥上几个战士在雪地里直挺挺地站岗，脚下冻得打颤。 许世友站在桥头，皱起眉头，猛地一拍大腿，“这还站得下去？建岗楼！”桥梁管理部门当场脸色发白，“破坏美观。” 许世友抬头看桥，“你忍心让娃娃在雪地里冻着？我不忍！”这下火药味就上来了，军人讲实用，管理层讲好看，俩系统杠上了。 南京长江大桥是1968年建成的，全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大跨铁路公路两用桥，是个政治和技术的双重象征。 当时桥头堡的设计是仿古加苏式，外形挺讲究的，桥面铺设宽敞，栏杆上装着浮雕，通车那天锣鼓喧天，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桥”。 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桥在他的防线里，桥上的安全就是他的大事，他把江苏省军区独立二师抽调上来，师长郑永乐亲自负责，战士分班次巡逻，民兵配合驻点。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战士穿着薄棉衣在桥上站岗，一动不动地站上俩小时，有人脚冻伤，有人脸冻裂。 许世友带着人上桥检查，看见这一幕，脾气当场上来了。他是山东人，话糙理不糙，“你看他们，像不像冰雕？”他扭头问郑永乐，“冻成这样还能守？给我建岗楼，三天之内动工。” 郑永乐一听就懵了，岗楼可不是随便建的，得经过桥梁管理部门审批，搞不好还得往上报。 桥是国家级工程，一砖一瓦都要合规，于是管理人员赶紧来劝，说岗楼建在桥上，会破坏整体风格，领导审美有要求，外观不能乱来。 许世友听完就不耐烦了，“什么美观？娃娃冻成啥样你们不知道？你们坐办公室搓手喝茶，他们在桥上挨风雪。 你说这岗楼到底建不建？”那位负责人小声说：“按规定，还得层层报批。” 许世友瞪着眼，“不批我批，缺人我调工兵，缺钱军区拨款，出事我负责。”他往前一站，手一挥：“就地动工，今天画图，明天打桩。”事情就这样拍板了。 郑永乐一开始也迟疑，后来被许世友拉着去看了几名脚冻伤的战士，他回来以后拍了桌子，“建！”工兵部队立马进场，桥头那边搭起脚手架，先搭个木棚子遮风，再砌砖结构。 岗楼说不上好看，四四方方的，带点军事风格，但保暖、防风，战士进来能烤火，能坐着守岗。 管理部门的人气得够呛，说破坏了美感，有的人还上报了，问这是谁批的，许世友干脆写了一句话贴岗楼门口：“军区命令，许世友批。”这事就算板上钉钉了。 从头到尾，这事都带着许世友的“许家作风”，不讲虚的，就看结果，他在军中名声硬，脾气也硬。 谁不服他敢摔桌子，他早年在抗战时就以纪律严明、动手快出名，新中国成立后，他负责的部队，多是拉得出、打得赢的。 这次桥上的岗楼事件，表面上是个小事，其实折射的是军人思维和管理思维的矛盾。 桥梁管理那一套，讲的是工程美学，南京长江大桥当时是建筑系学生参观的样板，桥头堡是按照某设计院的风格画的，讲究“对称美”“政治性”“时代感”。 他们觉得岗楼插进去是破坏整体感，有点像是用钢笔画了幅画，突然插进去个蜡笔画的房子。 但在许世友眼里，战士挨冻是头等大事，桥好看有啥用？桥要是塌了、守不住，再好看也白搭。 岗楼建起来后，战士们确实轻松了不少，以前换岗就跟拼命似的，岗楼建好后，至少能避避风，轮岗时候进来暖暖身子。 后来桥面治安也更稳定，没人再说站岗偷懒。岗楼本来只是临时设施，但一用就用了好多年。 这事后来也成了桥梁设计圈的一个“教训”，不少后来建桥的人都知道南京桥上的“岗楼事件”。 有人说这是个“军人干预工程”的典型，也有人说这是“功能压倒美学”的例子。 但回头一看，哪有那么多大道理？站在雪地里的那个战士，才是决定岗楼该不该建的唯一标准。 许世友后来的做派，和这事也差不多，他搞过桥梁质量验收，不信实验室报告，非得拉一辆坦克上桥压一遍，看钢梁会不会变形。 管理人员吓得直冒冷汗，他还指着人说：“实验室你信？我信钢板！”坦克压过去，桥板纹丝不动，许世友点点头，“行，能通车。” 有些人说他太莽，也有人佩服他的决断，但说到底，他是军人出身，脑子里装的就是“安全”“防守”“保命”，他建岗楼不是想出风头，是他真觉得战士不能在风雪里冻成冰棍。 多年以后，南京长江大桥经过多次维修与翻新，岗楼早已不在，新建的大桥，像江心洲、南京五桥，设计时就兼顾了功能与外形。 桥上不设岗楼，而是设置了智能监控点位，摄像头加热保温，能全天候运行。 现在的人再看当年的岗楼，可能觉得土、觉得粗糙，但那确实是那个年代军人用命换来的产物。 参考资料： 徐焰：《许世友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