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后，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他进了北京，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陈永贵这人，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小时候命苦，6岁那年，爹因为活不下去了上吊走了，他只能寄人篱下，跟着个寡妇过日子，长大后靠给人当长工混口饭吃。1948年，他入了共产党，开始在村里有点事儿干了。到了1952年，他当上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候的大寨，穷得要命，土地全是瘦得不行的小坡地，粮食产量低得可怜，1952年才亩产237斤。陈永贵不服这命，带着村民硬是把山坡改成梯田，修水渠、搞灌溉，愣生生把产量整到了1962年的774斤，翻了三倍多。 1963年，大寨碰上大洪水，村子差点全毁了。换别人兴许就哭着找国家要救济了，他不干，喊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粮食、不要钱、不要物资，生产不少、交公粮不少、上级任务不少。靠着自力更生，不仅把村子弄回了原样，还卖了175万斤粮食给国家。这事儿一传开，大寨就成了全国农业的标杆，陈永贵这名字也火了。他不是啥高学历的人，就是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但硬靠着一股子劲儿，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975年，陈永贵被调到北京，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管农业。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事儿，一个农民能爬到这位置，谁不眼红？可他上任后，压根没变样。听说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那套，他更来劲了。开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别人西装革履，他呢？一身对襟衣服，头上包个白头巾，跟个老农民似的杵那儿。工资？他不要国家发的，就拿山西省每个月给的100块补贴，在北京每天1.2块伙食费，再加上回大寨挣的那点工分，跟普通社员一个样。 他还给自己弄了个“三分之一”工作法，啥意思呢？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开会，三分之一跑全国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干活。这法子一提出来，国家批了，他也真这么干。回了村，他还是那个“永贵大叔”，跟社员一块儿下地，年轻人喊他照样亲切，没一点架子。有人问他为啥不换身行头，他说：“我就是个农民，穿啥西装？不舒服！”这接地气的话，谁听了不服？ 陈永贵进了北京，可没想着把家人都带上享福。儿子老婆还留在大寨，跟着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过日子。他自己在北京也抠得很，不用公车跑私事儿，坐公交，买菜就去国营市场，啥免费的都不拿，说是“不能搞特殊化”。可山西省有些人觉得他当了副总理，咋能还这么寒酸呢？硬是背着他把全家户口迁到了北京，想让他一家子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这事儿传到陈永贵耳朵里，他火了。听说他拍着桌子就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那架势，谁听了不哆嗦？结果呢，户口又老老实实退回了大寨。这不是啥小脾气，是他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当了副总理又咋样？我还是农民，根在大寨，谁也别想给我改了去向。他这态度，搁现在看都少见，更别提那时候了。 陈永贵这人，真不讲究啥级别。副总理这身份，听着多牛，可他压根没把自己当回事儿。吃饭就吃大锅饭，住的地方也没啥讲究，连家里人都不沾他的光。有次有人送点好菜给他，他直接推了，说：“我吃得下粗粮，干嘛非要搞特殊？”这不是装，是他真这么想。毛主席那会儿提倡干部跟群众打成一片，他算是把这话听进去了，执行得比谁都彻底。 他当副总理那几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还没退，他也常跑各地去看田、问产，跟农民聊怎么种地增收。别看他在北京开大会，回到大寨还是那副老样子，扛锄头、挖地，社员看他这样，谁敢说他高攀了权力？年轻人喊他“永贵大叔”，不是客套，是真觉得他没变，跟过去一个味儿。 1980年，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了，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活儿听着不咋起眼，可他干得带劲。每周都去农场转悠，看看庄稼长得咋样，跟农民聊聊技术，分享自己在大寨那会儿的经验。生活还是老样子，简简单单，没啥排场。1986年，他得了肺癌，在北京去世，72岁。遗体运回大寨，埋在虎头山下，墓地弄得有点像中山陵，台阶设计挺有讲究。他的遗物里，有双布鞋，鞋底缝着大寨特有的二十八道针脚，搁在县博物馆里给人看。这鞋，算是他一辈子的写照——从农民到副总理，再到顾问，脚底下踩的还是那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