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闹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谁都没想到会这么决绝的兄弟分裂。 19

鲁迅和周作人闹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谁都没想到会这么决绝的兄弟分裂。

1923年，周作人突然甩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兄弟俩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连鲁迅的去世，周作人都没去看一眼。

很多人问，这两位在五四时期并肩作战的文化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故事里，除了这两兄弟，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本妻子。

鲁迅当年对这个弟弟是倾尽全力地照顾，1919年，他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在北京八道湾给兄弟俩买下了一所四合院。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一家人住在一起，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为了让周作人一家生活更方便，鲁迅主动把管家权交给弟妹羽太信子，还贴补日常开销，按理说，这是仁至义尽，但问题就从这里开始。

羽太信子一手接管家中财务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她买的是日本货，雇的是日本仆人，生活方式全套日本化。

家中请的那个管家徐坤后来被鲁迅抓到贪污，亏空账目，鲁迅几次劝羽太信子节约点开支，对方都不当回事。

家里人越请越多，花销越来越大，鲁迅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重，他自己都靠变卖老家绍兴的祖屋来填补家用，过得紧巴巴，但每个月还是得贴补周作人一家。

说句不好听的，鲁迅掏钱掏到心寒，他觉得自己在外奔波写稿，赚的钱一进门就像倒水似的流出去，而周作人呢，却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没跟鲁迅吵，也不提节俭，甚至帮羽太信子撑腰，成了她的靠山，兄弟之间的权力天平，已经悄悄地变了，鲁迅是出钱的，却说不上话；羽太信子是花钱的，却掌控一切。

事情真正变味，是1923年那一桩所谓的“偷看洗澡”风波。

羽太信子找周作人告状，说鲁迅偷看她洗澡，这事有没有发生，没人知道，但鲁迅的日记上毫无记录，按他的性格，有什么都会写下来。

更何况，他们住的四合院格局并不允许这种事轻易发生，当时鲁迅正在写作，一直忙到深夜，他对这桩事感到莫名其妙。

但周作人听信了妻子一面之词，没有质问、没有沟通，直接写信给鲁迅，断绝兄弟关系，信里措辞冷漠，说“以后不愿意见面”。

鲁迅收到信后大为震惊，没想到一件连影都没有的事，会成为兄弟翻脸的导火索。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羽太信子和周作人之间，已经筑起了另一堵墙，把他这个哥哥彻底挡在外面。

搬出八道湾以后，鲁迅彻底断了和弟弟的联系，他从此没再踏进那座院子一步，老母亲仍住在原来那边，鲁迅每次只能托人送东西，连见面都不方便。

羽太信子不但把院子管得像日本家宅，还规定孩子说日语，吃日本饭，用日本礼仪，她甚至公开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大爹家拿东西”，把鲁迅看成了家中的“异类”。

在鲁迅看来，这不仅是家庭矛盾，更像是一种文化侵蚀，他曾在日记里写过：“我叫用黄包车送去的钱，敌不过他们用汽车带走。”这话虽短，但极有分量。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经济支持被当作理所当然，却没有任何回馈，连他在八道湾放置的书籍，也被当废纸卖掉，文化、尊严、感情，都一点点被掏空了。

1925年以后，鲁迅陆续写下《伤逝》《弟兄》《铸剑》，这三篇作品都可看作他对这段兄弟裂痕的隐喻。

《铸剑》中那个“黑衣人”沉默寡言，最终沦为暴力工具，很多人都认为是对周作人的写照。

他没有正面批评弟弟，但字里行间透着寒意，鲁迅这时候早已死心，写作是他唯一的宣泄出口。

周作人这边，倒是沉默得很彻底，整整十三年，两人没有任何交流，鲁迅病逝前，身边的朋友建议给弟弟写封信，说不定还能和好。

鲁迅摇头，说：“他不会来了。”果然，鲁迅去世那天，周作人并未出席葬礼，人走茶凉，兄弟情也随风散了。

这段兄弟决裂的背后，是复杂的人际网络和文化冲突，羽太信子的影响已经不仅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层面。

她和妹妹一起，构建起周家内部的“日本派”，而鲁迅母子成了“外人”。

信子的日本背景、生活方式，以及她在家中近乎绝对的控制力，使鲁迅彻底失去了作为“长兄”的位置。

再加上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鲁迅主张战斗，敢怒敢言；周作人倾向隐逸，更崇尚“中日亲善”，在后期甚至与日本殖民机构合作。

这些都让鲁迅更难接受。鲁迅没有公开指责弟弟的政治立场，但在作品中已透露出失望。

他早年在《华盖集》中写过：“有些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这话像是预言，也像是绝望。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家庭争吵，而是一场围绕金钱、文化和权力的长期博弈。鲁迅做了哥哥能做的事，但最后还是落得个“局外人”的身份。

他看清了一切，却无能为力，兄弟之情，被家庭制度、文化隔阂和外来影响一点点撕碎，死后多年，八道湾的墙依旧在，兄弟却各自沉默如谜。

参考资料 朱正：《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