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一早，戴中溶醒来，牢门开着，看守不见踪影，他在杭州监狱关了好几年，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走出牢房，发现整个监狱空无一人，几百号囚犯都跑了，只剩下寥寥几个不敢走的政治犯，没人通报，没人接管，解放军已经进城了，监狱彻底乱了。
戴中溶原是胡宗南手下，在西北负责搞电台联络，因为和中共关系密切，被保密局怀疑通共，直接关进杭州监狱。
押他的军官姓陈，是军统出来的，说话从来不绕弯子：“你这种人最危险。”戴中溶早就预感自己撑不了太久。
但他还有点运气，在牢里并没遭严刑，原因很简单，他和胡宗南有旧，背景复杂，杀他得层层批文，保密局翻遍他在杭州的住处，也没找到啥“通共”证据，只能定个十年刑。
监狱里头关的多是“政治犯”，从搞情报的、地下党员，到文化人、学生都有，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被提审”再也没回来。
进监不久，戴中溶隔壁的一名学生，因举报被拉出去处决，脚步声清清楚楚，谁也不敢吱声，牢里能活着就算本事。
但杭州战况越来越紧，城外的炮声一天比一天近，到四月底，狱卒开始频繁跑腿，外面送饭的也变得稀稀拉拉。
那几天，牢里的“犯人头”开始私下讨论，说国民党要跑了，看守可能弃狱，有的劝大家不要乱，有的主张“出事就冲”。戴中溶没掺和，他每天静静听外面的动静，心里犯嘀咕。
果然，五一当天早上，戴中溶醒来后发现门锁没了，他走出牢房，整个监区空荡荡，饭堂没人，办公室没人，守门的大铁门开着，一群囚犯已经跑了。
几个穿蓝号服的老政治犯聚在一起，没人敢出门，他们都怕外面乱，怕出去再被抓回来杀，戴中溶让大家稳着，说等解放军正式接管。
当天傍晚，几名戴红袖章的武装人员进了监狱，说是地下党联络点派来的，原来早在半年前，这里就有地下党在做策应工作。
当天夜里，一位姓李的地下党员带着几名新四军部队的人来了，把剩下的政治犯名单逐个核实登记，安排他们离开监狱。
戴中溶没有立刻离开，他跟地下党说想留下来帮助交接，他熟监狱结构，知道哪些地方藏着资料。他最后才走，临走还锁好各个档案室。
而在上海，几乎同时发生着一件更加惊心动魄的事，提篮桥监狱，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里面关着大量政治犯。
1949年5月下旬，解放军逼近上海，国民党部队开始撤离，城市局势混乱。监狱内部却在暗中发生着一场“自救”。
提篮桥里有一支地下党组织，早就潜伏多年，外号“警委”，就是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指挥中枢。
这个组织吸收了狱警、医务人员、勤务兵等各类人，一共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还带动五十多个“积极分子”，把监狱内部搞成了半个红色堡垒。
5月24日，上海局势最危险的时刻，警委决定动手，他们先控制了电话机房，掐断外线，再策反了警卫课两个头目，拿到两支手枪，几把步枪，把几个出卖同志的线人直接隔离。
当天晚上，提篮桥监狱变成“红色据点”，外面已经不再能联系上。
三天后，解放军正式进城，提篮桥外围的小股国民党残兵一看形势不对，也没敢硬闯。
5月28日上午，部队进驻监狱大门，政治犯全体被正式释放，当天晚上，陈毅亲自出席庆功大会，说：“今天要敲锣打鼓，把我们的同志迎出来！”几十号犯人穿着蓝衣号服，走上大街，民众夹道欢迎，像是回家的亲人。
相比之下，南京的局面就乱得多，解放前夕，大部分监狱管理人员全跑了，有的临走前放火烧档案，有的干脆让犯人自生自灭。
新街口一处监狱，据目击者回忆，5月中旬时守卫已经不设防，大量犯人翻墙出逃。
没人阻拦，也没人负责，几个刚被判刑的地下党员，趁乱走出监狱，躲进城南居民区，靠老关系找到了接应。
重庆的情况最惨，1949年11月，国民党政权已基本败退台湾，但西南还在负隅顽抗。
临走前，军统特务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大开杀戒，大批政治犯被秘密处决。
11月27日深夜，渣滓洞监舍传来密集枪声，不少人当场中弹，刘德彬是当晚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他跳进床下的地洞藏了一整夜，直到解放军第二天接管才被发现，出来时衣服被血水染红，人瘦得脱相。
重庆当时局势太紧，地下党虽有预警，但反扑太快，没能控制监狱，事后才证实，这场屠杀导致数百名革命者牺牲，其中很多人都没有留下完整身份记录。
白公馆旁边的树林里，后来挖出三十多具无名尸体，骨骼凌乱，几乎看不出模样。
参考资料： 《解放战争纪实：大决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