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女将军李贞回乡探亲，遇到了打骂她的第一任丈夫古老三，当二人再相见时，古老三整日提心吊胆的。
李贞被送到古家那一年，才不过七岁。
年幼的她还不懂“童养媳”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自己离开了亲生父母，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从此要喊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少年为“丈夫”，要叫一个面相刻薄的中年妇人“婆婆”。
在那个重男轻女、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村庄里，李贞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没有地位的“外人”。
古家人穷，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却从不觉得古老三做错了什么。他每天不是在田里瞎混，就是在村头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每当喝醉了，他就把李贞当成出气筒。一言不合就是耳光、拳头，拎起柴棍往她身上抽，嘴里还骂她“赔钱货”“扫把星”。
李贞常常一边流泪一边干活，胳膊上、腿上布满了青紫，有时伤口都化了脓，也没人管。
婆婆更不是善茬。她刻薄尖酸，整日拿李贞撒气。早晨天还没亮，就叫她起来烧火做饭，饭没煮熟一顿骂，柴火劈得不够快又一通打。
有时她忙到中午饭都顾不上吃，蹲在灶台边喝几口冷粥，继续下地干活。
冬天穿的棉衣是破旧缝补的，连棉花都快跑光了，冷得她夜里发抖；夏天烈日当头，她得赤脚在地里插秧、锄草，手脚磨出血泡也没人心疼。
她不是一个孙媳妇，不是一个孩子，甚至连个丫鬟的地位都不如。在古家人眼中，她不过是被“买”来的劳动力，是个未来给古老三传宗接代的工具。
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身份——“童养媳”。
那种被当作“附属物”的卑微感，像铁链一样，一圈圈套在她的骨血里，让她几度快要窒息。但她始终没有认命。她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挣脱这条命。”
1926年，北伐军进入浏阳，革命的风吹到了这个闭塞的小山村。李贞第一次听说“妇女可以站起来”“人人平等”这些词，她的心开始躁动。
那年她十八岁，正是人生刚刚有觉醒意识的年纪。她悄悄剪掉了辫子，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
古家人更是怒不可遏，婆婆当着全村人的面骂她“不要脸”，古老三更是扯她头发、扇她耳光。 可李贞不再忍了。
她加入了永和区的妇女协会，开始跟着组织学文化、学革命理论。她胆子大，干劲足，很快就成了乡妇女协会的委员长。
她带领姐妹们给北伐军做军鞋、筹粮食，奔走于村村寨寨，宣传妇女解放和平等。她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
古家人看不下去了，尤其是古老三，认为她“抛头露面”丢尽了家族的脸，多次要她“回家好好过日子”。
李贞早已铁了心，她搬了出去，住在协会组织的集体宿舍里，生活虽然清苦，但她心里敞亮。
1927年，李贞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走上了彻底反抗封建命运的革命道路。
这一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李贞因为在本地组织游击队、协助秋收起义，成了重点通缉对象。
国民党特务找上门，逼古家交人。古家人怕惹祸上身，不得不给了李贞一纸休书。
那一刻，她彻底自由了——从此不再是哪个男人的附属，不再是封建礼教下的“媳妇”，而是一个有独立人格和信仰的女性革命者。
她带着那张薄薄的休书，穿过山林，踏上红色征途。她加入了湘赣边区的游击队，在战火中磨砺自己。
她不仅组织能力强，还敢上阵打仗。她用枪对抗旧世界的压迫，用信念坚定地走出一个“弱女子”的新天地。
从1927年到1935年，李贞在长征途中历经艰难，跟着部队翻雪山、过草地。在一次战斗中，她负伤严重，仍坚持留在前线。
在整个红军队伍中，女战士本就稀少，像李贞这样坚强、能打仗、能组织的，更是凤毛麟角。她逐渐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分子，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李姐”。
新中国成立后，李贞被授予将军军衔，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少将。她多次参与国家妇女工作、军队管理，是无数后辈女兵的榜样。
而当年那个在黑夜中独自啜泣、满身伤痕的小姑娘，已经成为光芒万丈的巾帼英雄。
当她1955年回到故乡，再次踏入那个她被打骂、被羞辱的古家时，已经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
她没有斥责古老三，只是淡淡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出门外。她要去看望老母亲、老邻居们，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乡亲听——告诉那些曾和她一样苦难的女孩们：
“我们不是生来就低人一等，我们可以争，也可以赢。”李贞的一生，就是一首由苦难奏出的英雄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