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0岁的蒋红英，与超市的店主小姑娘聊天，得知她的爷爷曾经是个老红军的时候，她的心里咯噔一下。当姑娘拿出爷爷的照片时，她顿时泪流满面：“这是我的丈夫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郑州街头，七十岁的蒋红英拄着拐杖走进巷口小卖部。 货架上摆着油盐酱醋，柜台后坐着个圆脸姑娘。 老人买完肥皂随口问起姑娘老家，当听到"大别山新县"几个字时，握着拐杖的手突然发抖。 这个寻常的午后，竟牵扯出半世纪前埋藏的往事。 1917年上海弄堂里的婴啼声中，蒋家迎来了长女。 十年后风云突变，蒋父带着全家仓皇出逃，最终寄居在湖北亲戚家。 穷困逼得母亲咬牙将十岁的女儿送作童养媳，可陈家待她如同牲口。 寒冬腊月里，母女俩裹着破棉袄逃出火坑，沿着长江边乞讨，误打误撞进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新县箭厂河乡的土墙上刷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十五岁的赵基生正在村口登记参军青年。 两年前土匪血洗他家，只剩个半大少年在血泊里攥着柴刀。 1931年春，宣传队里来了个上海口音的小姑娘，梳着齐耳短发，挎着竹篮发放传单。 赵基生负责给新兵建档，两人常在村公所的条凳上整理名册，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1932年深秋，组织特批的婚礼在祠堂举行。 没有红烛喜宴，两床棉被并作婚床，窗台上摆着同志们凑的野山菊。 婚后半年，蒋红英在执行任务时遭遇巡逻队。为销毁情报硬吞纸团，被刺刀捅穿大腿倒在麦田。 老乡们用门板抬她去救治时，她嘴里还念叨着要回部队。 赵基生那边同样凶险，1934年腊月，他带的连队在安徽金寨遭伏击，子弹打穿右肺。 战友把他藏在山洞，每天掰半个窝头续命。 等他爬回根据地，只见焦土残垣。两人各自在生死线上挣扎时，命运早把红线扯成了断头绳。 蒋红英拖着伤腿流浪三年，终于在南京寻到当保姆的母亲。 为求安稳，她嫁给大二十岁的铁路工人，跟着去了郑州。 赵基生辗转打听无果，三十岁那年娶了同村寡妇，生了三儿两女。 直到1985年老伴过世，他在老屋翻出当年结婚时藏的半块银元，这才知道心底始终留着窟窿。 小卖部墙上的老式挂钟敲响三点，蒋红英摸着照片上熟悉的眉眼，泪水在皱纹里淌成沟渠。 赵基生接到孙女加急电报时，正坐在门槛上晒蕲艾。 拆开信封的手抖得像筛糠，黑白照片上的老妇人，分明是五十年前油灯下帮他抄名册的姑娘。 三天后，新县汽车站走出来个拄拐老太太。 赵基生让孙子搀着迎上去，两人隔着一丈远就定住了。 他颤巍巍掏出贴身六十年的半块银元，她哆嗦着从布兜里摸出另外半块。叮当一声，在场年轻人都红了眼眶。 经民政部门特批，两位古稀老人补办了结婚证。 婚礼在敬老院食堂摆了三桌，当年幸存的红军老战友拄着拐杖来道喜。洞房是两间打通的老平房，窗台上依旧摆着野山菊。 此后十年，晨昏定省总有对白发夫妻坐在竹椅上，一个讲着上海弄堂故事，一个说着大别山剿匪往事。 2015年，新县革命纪念馆征集文物，赵家后人捐出那枚锃亮的合璧银元。 玻璃展柜里的说明牌写着："此物见证战争年代失散夫妻六十年后重逢，现藏于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确实存在因战事导致部队建制打乱、人员失联的情况。 新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箭厂河乡志》（1987年编）第243页显示，该乡在土地革命时期有记录在册的失散红军人员达117人。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馆藏档案（编号XJ-1989-045）中存有赵基生、蒋红英补办婚姻登记时的亲笔陈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