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挪威护士工会曾考虑要求额外支付“肮脏工作”的费用——这是一笔发放给垃圾收集者、石油平台工人和其他“男性”职业的从业者的费用——但在内部辩论中，这一行动计划被否决了，理由是尊重病人的需要。如果他们被视为污物和屎的制造者，他们的人之价值怎么办呢？这也会使护理行业变得与实际情况不同。一个照顾病人的护士接触的是污物，就跟汽车修理工一样，这个看法不知怎么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尤其如果你认为自己未来也会是病人。然而，专业人士知道，这项繁忙工作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为了清理和处置病人的各种身体排泄物，几乎没有时间来满足可能不容易界定的社会心理的需求。……［护理经验告诉我们，］人类身体的脆弱对周围的人来说是一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可能只有唯一答案。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需要依赖陌生人的帮助可能是一种贬低和羞辱，对那些有帮助任务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恰恰是最严重的情况——跟随对方直至生命的最后极限——才有可能拆掉我们、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之间的隔墻。
……吕克特指出，如果（护工）特姆施对病人的恶臭呼吸感到震惊，他显然没有好好了解一下早上的自己。矛盾的是，如果他真的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项单纯的清洁工作，他可能会发现处境更容易忍受。现在反过来了，恶心感变成了一种特姆施保护自己的方法，一种避免抱有同情的方法；很自然地，人们会想到以仁慈的方式结束痛苦——就像动物摆脱痛苦一样。如出一辙的是，吕克特提醒我们，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曾想制定一条适当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生命在什么时候应该（仍然）被视为值得活的。如果我们对哪怕是在痛苦中也能找到的任何意义都视而不见，那么对绝症患者进行致命注射永远只不过就是多走一步而已。另一方面，吕克特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认为我们永远不能提前判断事物的洞察力。即使在死亡到来的时候，生活也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当经历了所有的不安全，每一道防线被摧毁，平静来临，对命运的深切默认，对于我们称之为死亡的这件无可抗拒之事，我们很无助，有时甚至不自主地投降时”，“总的来说，死亡的视角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远距离视角；它从上面观看生命。有很多事情应该一笑而过，却被我们这些落在后面的人如此认真地对待。”
吕克特的描述隐含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纯粹的功利主义相当于一种理解力的丧失。疾病和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也许可以由积极的经验来衡量——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相当吻合——但功利主义关注的重点是快乐和痛苦之间的简单对比，这扭曲了经验。如果我们认识到，关于这些问题的公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令其自身隔绝于重要的意义源头，那么医疗伦理的现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论点的持续流行标志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惯常做法，从人之常情来说，考虑到公共医疗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最后，我们活得越久，这种狭隘的视野就越会成为一种全新的真实写照，它表现了我们摆脱痛苦和脆弱的愿望。生活是否值得过这个问题，看起来确实像一道数学题，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你可以活到三十岁而不曾坐在垂死之人的床边，也不曾怀抱过一个新生儿。
——《肮脏哲学》，p.242, pp.24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