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蒋介石把虚云禅师请到重庆官邸，说是请他吃茶，其实是心里有事，那年日本还没投降，战局焦灼，他想让虚云占一卦，看战争往后会怎么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虚云出生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正是西方列强叩关中国之时，他十九岁在鼓山剃度出家，随即云游四方，历访名山古刹，青年时期的他曾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历时两年，沿途风餐露宿，双膝血肉模糊，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苦，反而视为修行的自然过程，这种行持方式，在今天看来几近不可想象，但在虚云的生命中，却只是修心的起点，他并不止步于形式，而是在行中求悟，于苦中见道。 一次偶然的经历成为他开悟的契机，他在高旻寺为自己倒水时，不慎将滚烫的热水洒落，茶杯自手中滑落，击地而碎，那一瞬间，他心头豁然开朗，似有千斤重担顿时卸下，他以偈语记下这段经历，表达对“空性”与“忘我”的彻悟，从那一刻起，他的讲经传法之路开始在全国展开，声名远播，不仅在僧团之中受到尊敬，连社会各界亦对他敬仰有加。 虚云并非局限于佛门之内，他的修行从不排斥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1913年，西藏局势动荡，一触即发，他应邀前往藏区，劝说当地贵族承认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凭借自身在佛教界的声望与智慧，他避开兵戎相见的惨剧，以柔克刚，促成和平，此举不仅避免了一场内战，也为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铺平了道路，他不以政治为业，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无人可替的影响力，这并非神迹，而是长年修持所积累的深厚德行。 抗战爆发后，虚云再度展现其“入世”而又不“染世”的精神，在那段国家生死存亡的岁月中，他不仅鼓励僧侣组织救护队，筹措物资，还号召佛门弟子为抗日尽力，虽有人担忧造作“杀业”，但他强调“以慈悲之心止暴力之行”，并引导弟子们在战后行忏悔与超度，这种精神姿态，不是对战争的纵容，而是对众生苦难的深切回应，他始终提醒佛弟子：真正的修行，不是离群索居，而是面对现实不迷失本心。 1942年，为鼓舞民心，虚云应邀赴重庆主持大悲法会，年已百岁的他，跋山涉水，毅然前往，法会持续四十九天，期间各界政要纷纷前来求见，甚至连笃信基督教的蒋介石夫妇也前来听法，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位老和尚的到来，竟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可见他在社会心灵层面的影响远非一般宗教活动可比，他不讲神通，不谈玄妙，只以身行道，令人肃然起敬。 新中国成立后，虚云的态度更显其心之广大，他并未因政权更替而退避三舍，反而主动表态支持新政府对佛教的整顿与支持，当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建之际，虚云被广泛推举为会长，彼时他已年逾百岁，身体羸弱，婉言谢绝，只愿担任名誉职务，面对声望与地位的诱惑，他仍旧选择退后一步，这不是懦弱，而是他一贯所持的“名利皆非佛心”的信念，他始终认为，佛法的核心不在于形式与组织，而在于修行者内心的清净与正念。 他晚年定居江西云居山，辞谢了来自南华寺、大林寺等名刹的执掌邀请，云居山原本破败不堪，战火之后一片荒凉，但虚云却选择在此重建道场，他说，庙不在大小，不在华丽，而在能否安住人心，正是因为他的到来，云居山再度焕发生机，僧众重聚，道风再兴，他在山中生活极为简朴，仅建三座茅屋自居，其余所募之资，尽数用于重修寺院与接济僧众，他的选择，既是归隐，更是归根。 1959年，虚云病重，他未留长篇遗训，只书一“戒”字示众，这个字，是他一生修行的核心，也是对弟子们最深切的嘱托，在佛教中，“戒”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修行的根本，是对贪嗔痴的防护，是对名利情欲的拒绝，虚云以一字作结，既是对自我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世修行者的启示，他不以言辞教化人心，而以身示道，沉静如水，却能激起时代的回响。 他圆寂于云居山，依愿火化后，其骨灰被制成团丸，撒于江河，以结水族之缘，他自言“虾恤蚁命不投水”，却将自身献予江河，可见其悲愿之深，不是为了超度自己，而是愿以身许众，广结善缘，他曾说，世间有苦，应以慈悲视之，而慈悲不是软弱，而是力量的源泉。 虚云一生修复寺庙八十余所，讲经传法无数，门下弟子遍布五宗，却始终不留个人名号于碑上，他不立私庙、不留私产、不为自己造像，他所追求的，不是声名，而是佛法的纯粹，他所维护的，不是宗派的荣光，而是修行的初心，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在权势、苦难与抉择面前的真实面目。 信息来源：《虚云老和尚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