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在国内时把"体制问题"当口头禅的批判家，赴美后倒是显出了惊人的适应力——面对天价医疗账单能理性分析"市场规律"，每日打三份黑工累出腰椎间盘突出却称赞"机会平等"，就连被警察误认嫌犯按倒在地时，都能悟出"法治社会需要相互理解"。细想来颇值得玩味：当初在故土，外卖迟了要骂市政规划，工资涨得慢必称"国运衰退"，连自家WiFi信号弱都能演绎成"制度性缺陷"；如今在种族歧视与阶级固化的真实困境前，反倒把所谓《独立宣言》里的"追求幸福权"解读成了"逆来顺受的义务"。 这类双标本质是巨婴心理的跨国变种：在国内时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将个人际遇与宏观叙事强行捆绑；待置身真正的结构性压迫中，却把忍辱负重美化为"契约精神"。恰如心理学中的"归因偏差"——失败者总习惯将挫折外部化，而将成功内部化。 客观审视当代中国，城乡差距、养老压力等发展中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参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国是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至高等的主要经济体。上海陆家嘴的灯火通明与纽约曼哈顿遥相辉映，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现实主义让西方游客啧啧称奇，更不必说贵州深山里的5G基站与旧金山满街的吸毒针筒形成的文明对照。当《经济学人》都承认中国中产阶级规模已超整个美国人口时，某些人仍坚持用滤镜看待故土：国内是"水深火热"，国外是"岁月静好"。这种认知失调背后，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承认——无能者到哪里都是无能，而强者在撒哈拉都能建出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