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感全身燥热，心中不安，预感不妙。匆匆回家，听到屋内异响，她泪如雨下。
秋日午后，上海法租界一栋洋房内桂花飘香。姚玉兰与几位太太在红木桌上打麻将，各色筹码散落桌上。这位杜月笙生前最爱的四姨太刚抓到一张白牌，忽觉胸口一阵灼痛，手中牌掉落在地。旁边一位穿着深紫旗袍的太太正欲调侃，却见姚玉兰汗如雨下，脸色惨白如纸。众太太纷纷要叫车送医，姚玉兰却摇头拒绝，执意要回家看看。她穿着月白旗袍，踩着高跟鞋疾步离去，旗袍下摆沾了灰尘也顾不上。
黄包车停在杜公馆门口，姚玉兰听到楼上传来陶瓷碎裂声。佣人吴妈正在晒被子，见四太太鞋跟都跑歪了还往楼上冲，连忙上前搀扶。姚玉兰甩开吴妈的手，飞奔上楼，珍珠耳环叮当作响。打开雕花木门，眼前的景象让她如遭雷击。十七岁的杜维嵩仰卧床上，平时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凌乱不堪，嘴角还有泡沫。床头柜翻倒，一个褐色药瓶散落在地毯上，十几粒药丸未吃完，空气中弥漫着苦杏仁的苦涩气味。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英国医生用听诊器检查了杜维嵩三次，最后无奈地摇头收拾医药箱。
姚玉兰瘫坐在地毯上，握着儿子逐渐冰冷的手，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她想起上个月在永安公司为儿子买的英国呢子大衣还挂在衣橱里，樟脑丸的清香尚未散去。三天前，杜维嵩仅剩两块银元，去霞飞路一家小理发店理发——往常他都去华懋饭店的高级理发店。理发师发现他付不起账，大声斥责，围观者嘲笑“虎父犬子”。杜维嵩气急败坏，摔掉手表，仓皇逃离，还被门槛绊倒。此事第二天登上了《申报》的娱乐新闻，标题为“杜家公子落魄记”。
颜面尽失的杜维嵩把自己关在房间三天，直到佣人发现异常，药瓶已空。葬礼上，许多杜月笙旧部前来吊唁，花圈从灵堂摆到院子里。姚玉兰身穿黑衣，听着和尚诵经，眼前浮现儿子儿时的景象。杜公馆曾日日摆宴，儿子要骑马，十几个保镖排队给他当马骑。杜月笙常说：“我杜某人的儿子，就是要过神仙日子。”杜月笙1951年去世后，这“神仙日子”结束了。遗产官司打了三年，杜维嵩只留下几处房产和一些卖不出去的旧家具。姚玉兰变卖首饰维持生计，无力管教儿子挥霍无度。杜维嵩曾在赛马场输光所有钱，甚至典当了姚玉兰的陪嫁翡翠手镯。邻居们都说杜家少爷被钱迷昏了头脑，昔日的朋友也渐渐疏远。
事发前半月，杜维嵩还向姚玉兰抱怨旧车丢人，吵着要买新车。姚玉兰看着空空如也的首饰盒，叹息道：“你爹在世时，家里的佣人倒茶都轮不上你动手。”法医报告出来后，巡捕房的人来调查取证。理发店老板听说出了人命，连夜送来镀金手表赔罪。姚玉兰毫不犹豫地将手表扔进黄浦江。此后，她整夜失眠，总听到儿子房间里传出爵士乐——那是杜维嵩最喜欢的《夜上海》。腊月时，她辞退了杜公馆的所有佣人。空荡的洋房里，她日日打扫着永远也扫不干净的灰尘。一天，她在儿子的连环画里发现一张当票，上面写着“翡翠手镯一对，当期三年”。姚玉兰抱着当票痛哭失声。
邻居张裁缝说，后来常常看见姚玉兰穿着素服去静安寺烧香。一次，她捐了一大笔钱，嘴里念叨着“下辈子投胎到平常人家”。寺里的僧人私下说，姚玉兰捐的香火钱足够重塑三尊金身佛像。当年追随杜月笙的顾嘉棠得知此事，从香港寄来信，邀请姚玉兰去九龙养老。姚玉兰将信折成纸船放入脸盆，看着它沉入水底。她对送饭的吴妈说：“我哪还有脸去见杜先生？维嵩在下面等着问我话呢。”
第二年春天，姚玉兰将杜公馆卖给了一位浙江茶商。搬到苏州河畔的小公寓时，她只带了一个藤箱。邻居们看到几个黄包车夫搬运红木家具，最显眼的是杜维嵩房间里那架布满灰尘的德国钢琴，琴盖上的灰尘比琴键还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