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本兵松野觉被俘,他突然去拉新四军战士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一个战士眼明手快,一枪托击中了他的手臂。松野觉咬牙切齿地哇哇大叫:“开枪吧,打死我吧!打死我!” 1941年12月8日,江苏如东县双灰山一带的战斗刚刚结束,硝烟还未完全散去。新四军三旅八团的战士们正在清理战场,突然发现草丛中还躲着一个日本兵。这个家伙蜷缩在一个土坑里,军装破烂不堪,左臂还在流血,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死也不降的狠劲。 这就是松野觉,一个来自日本广岛县的26岁青年。一年前,他还在广岛的船舶机关厂里干活,过着普通工人的日子。可是1940年1月,征兵令下来了,他被拉进了丸山旅团平间大队押川中队,成了一名上等兵。 当新四军战士们把他从土坑里拖出来时,松野觉的第一反应就是拼命挣扎。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绝不能活着落到这些"土匪"手里。就在押送的路上,他的眼睛死死盯着一个新四军战士腰间挂着的手榴弹。那个战士年纪不大,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正和同伴说着话,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俘虏。 机会来了!松野觉突然发疯一样扑过去,双手死死抓住那颗手榴弹,想要拉开引信。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那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反应极快,眼看松野觉的手已经碰到了引信,立刻抬起枪托狠狠砸向松野觉的右臂。"咔嚓"一声,松野觉的手臂应声而断,整个人痛得在地上打滚。 "开枪吧!打死我吧!打死我!"松野觉咬着牙,一边疼得冷汗直流,一边拼命大喊。他用的是日语,声音里带着绝望和愤怒。在他看来,这些共产党军队接下来肯定会对他施以酷刑,与其受罪,不如一死了之。 新四军战士们面面相觑。按照他们之前的经验,日本兵被俘后大多数都是这副模样,宁死不屈,完全不配合。可是上级有明确指示:要做好俘虏的改造工作,不能简单粗暴对待。 "这家伙的手臂怕是断了,得先包扎一下。"一个老班长走过来,从背包里掏出绷带。松野觉看到有人要碰他,立刻像疯了一样挣扎,嘴里不停地用日语骂着什么。 "别动,给你包扎伤口。"那个老班长的声音很平静,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处理松野觉的伤口。松野觉愣住了,他听不懂中文,但是从这个中国军人的动作和表情中,他感受不到恶意,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温和。 可是松野觉心里的恐惧并没有减少。日军的宣传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这些共产党军队表面上对俘虏好,实际上是为了让俘虏放松警惕,然后施以更残酷的折磨。他宁可相信这是一场阴谋,也不愿意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是真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些新四军战士并没有像宣传中说的那样虐待他。他们会定时给他喂水,会检查他的伤口,甚至在行军休息时还会给他松绑让他活动一下手脚。这一切都让松野觉感到困惑,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抵触情绪依然强烈,始终保持着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 那是在1944年3月5日凌晨,车桥战役的枪声响彻夜空。松野觉趴在一座坟堆后面,身边的榴弹不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那张坚毅的脸。谁能想到,两年多前,这个人还是个死活不配合的日本俘虏。 回想起1942年春天,松野觉刚被调到新四军师部工作时,心里还是充满了疑虑。那时候他虽然不再像刚被俘时那样拼命反抗,但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是个日本军人,这些中国人终究是敌人。 真正让松野觉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个叫山本的日本兵的遭遇。这个山本是三旅俘虏的,患了传染性很强的"日本痢",病得很重。按说这种病传染性强,一般人都会避而远之,可是敌工科长程叶文却亲自照料山本,端茶倒水,无微不至。 新四军当时缺医少药,实在没办法治好山本的病,只能把他送回日军那边。松野觉当时还觉得这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心里对新四军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可是没过多久,从掘港附近战斗中被俘的日本兵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山本回到日军后,不但没有得到救治,反而被关在一个炮楼里,被架起的柴火活活烧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松野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无法相信,同样是军队,差别竟然这么大。 1942年秋天,部队刚发了津贴,松野觉就跑去找陈部长,把一叠钞票放在桌上,高兴地说:"陈部长,我不要肉贴了!" 陈部长有些意外。那时候生活很困难,部队为了照顾日本同志,每人每月发给相当四五斤肉的"肉贴"。陈部长对松野觉说:"这肉贴是合法的享受,是领导的照顾,该享受的就享受吧!" "不!"松野觉看见陈部长不收"肉贴",马上收起笑容,认真地说:"陈部长,我们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我在新四军工作,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是为了日本人民的解放,为什么还要特殊享受呢?我要同中国同志一样,我还要求正式参加新四军。" 组织上很快批准了松野觉的要求,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1942年秋,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松野觉当选为支部宣传委员。
1951年1月28日,志愿军战士潘天炎因为生理需要去附近的草丛解决,回来后却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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