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浩然在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出生在河北唐山赵各庄一个穷苦工人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母亲早早去世，他14岁就投身革命，16岁入党，17岁当上基层团干部。没读过多少书，全靠自学，他硬是闯出了一条路。1949年，他开始给《河北青年报》写通讯，记录农村的新变化。1956年，他在《北京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正式迈进文学圈。1962年，他动手写《艳阳天》，讲的是京郊农业合作社的那些事儿，展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过程。1964年，他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专心搞创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他最出名的作品，里面的人物萧长春、高大泉，活灵活现，讲的是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透着浓浓的社会主义信念，影响了一代人。 1976年，毛主席去世，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里。浩然作为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参加了守灵任务。在灵堂里，他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情绪失控：有人默默流泪，有人小声抽泣，还有人哭得撕心裂肺，甚至有人不顾一切想靠近灵床，被卫兵拉住后昏倒在地。他在日记里特别提到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她哭得声音都哑了，想靠近灵床却被拦住，最后被人搀扶出去。这场面让他感慨万千，觉得这是亿万农民对毛主席感情的最真实写照。 守灵那几天，浩然轮班站岗，每次守灵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去休息区喝口茶，等着下一轮。他好几次请求多站一会儿，想多陪陪领袖。休息时，他写下了悼文《不落的红日》，投给了《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9月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浩然站在上面，看着广场上百万群众聚集，心里满是对人民深情的震撼。 毛主席去世后，浩然没停下笔，继续写农村的事儿。改革开放来了，他也调整了路子。1987年，他写了《苍生》，讲田成业一家在新时代的觉醒，拿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还被改成了电视剧，火得不行。后来他又写了《乐土》《活泉》《圆梦》，一直在琢磨农村的变化，塑造的人物特别有乡土味儿。他的作品被改成电影、连环画，还翻译成好几种语言，传得挺远。 浩然的文字接地气，人物写得活，像真的一样。他还当过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少年》主编，为文学圈出力不少。1998年，他在一次访谈里说，从没后悔写过啥，自称是“普通的文艺战士”，这话透着对创作的坚持和自豪。 再说郭凤莲，她从灵堂回去后，继续在大寨干。1980年，她被调走，但1991年又回来当党总支书记，带着村民搞“二次创业”。她带着大寨从种地转向农工商一块儿干，办了水泥厂、制衣公司、酒业公司，村里的企业越做越大。到2010年代，大寨人均收入1.7万，村民住上新房，生活现代化，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她2013年还拿了“全国道德模范”，成了农村现代化的标杆。她的经历，从“农业学大寨”到“大寨学全国人民”，展现了自力更生的精神。 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病去世，76岁。文坛惋惜，但他的作品留了下来。郭凤莲还在大寨干，她的担当激励了不少人。那段守灵的记忆，不只是浩然一个人的情感，更是亿万人民对毛主席的深情和对未来的信念的写照。 他的文学路和郭凤莲的奋斗路，像两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变化。浩然用笔记录历史，郭凤莲用行动书写现实。1976年的灵堂，见证了悲痛，也埋下了希望的种子。时代变了，但那份情感和坚持，依然让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