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深夜，一艘隶属于国民党海军的巡逻舰永兴号，在广州西南海域突然发生兵变，几个士官带头动手，绑了舰长，控制驾驶台，试图把整艘舰带向解放区，这事搅动了整个海军高层，舰上枪声不断，毒气、炮火、跳海，一夜之间，命没了，船也变了。 这场乱子闹得海军上上下下鸡飞狗跳，一晚上枪炮声没停过，毒气也用上了，还有人跳了海，命没了，船也换了主人。 这永兴号来头不小，本来是美国二战时用的护航舰，编号叫PCE-869，仗打完了就送给了国民党政府。 1946年，这船划进第一舰队，有了“永兴号”这个响亮的中国名字。 它还干过件露脸的事——当年开去西沙群岛插旗子，宣示过咱们中国的主权。可谁能想到，几年后它竟因为一次没成事的起义，成了国民党海军的心病。 领头闹事的是个叫陈万邦的航海官，上海人，航海学校出来的，讲义气、办事干脆。他虽然没入过共产党，但早就看舰上那套做派不顺眼。 舰长陆维源可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铁杆，出了名的手腕硬、说一不二，管兵跟管犯人似的。 更让人憋屈的是，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那会儿，永兴号就在台湾外海转悠，舰上不少兵亲眼见着国民党军队在岸上开枪抓人，心里都犯嘀咕。 加上这几年国民党在陆地上被共产党打得节节败退，船上的兵更是心散了，一个个无精打采。 陈万邦瞅准了机会，悄悄找来管伙食的军需官朱纪刚、舰上军医叶健生，还有几个轮机舱的老兵。 十来个人一合计，都觉得再这么耗下去，不是被打死在海上，就是被当官的憋屈死，不如拼条活路。 他们没敢惊动全舰的人，只盯着驾驶台、轮机舱这些关键地方，打算趁着夜深人静先缴枪，再控制电报房和轮机舱，一气呵成。 不肯跟着干的，直接锁到船尾巴的舱房里，船开动了就由不得他们了。 行动当晚，朱纪刚打头阵。他揣着本登记册去找几个军官，假模假式地说要检查枪支保养，一边跟人搭话，一边顺手就把人家的配枪都收走了。 跟他熟络的几个军官一点没起疑，紧接着，陈万邦带着人就冲上了驾驶台，三下五除二制住了值班军官，一把抢过了舵轮和电台开关。 舰长陆维源正在自己舱室，听见动静冲出来，话还没喊出口就被堵住嘴，硬生生塞进了杂物间。 船慢慢驶向出海口，陈万邦和朱纪刚站在驾驶台上，望着漆黑的海面，盘算着该往北偏航了。 可这顺当劲没持续多久。陆维源到底是老江湖，被关进去没一会儿，就摸着了应急用的对讲设备开始喊话。 他的声音透过铁皮舱壁传到下层甲板：“弟兄们！上面的是乱党！造反是掉脑袋的罪过！”他还透出风来，说谁要是能帮着收拾局面，上头必定重赏。这几嗓子像火星子掉进了火药桶，那些被锁在后舱本还犹豫的兵一下炸了窝。 陈万邦他们人实在太少，连全舰十分之一都不到。一听舰长发话了，轮机班那边几个摇摆不定的立刻变了卦。 尤其是个姓林的士官，原先答应好要切断发动机油路，结果临阵反水，不但没切，反而抢在头里接上了主电闸，还从工具间摸出把备用钥匙。 当对讲机里传出“轮机舱在我们手里了！”的喊声时，陈万邦心往下一沉——坏了！ 甲板上也乱了套。被锁住的士兵用扳手撬开了后舱门，一股脑涌出来，直扑武器库。 守武器库的兵也跟着反了水，库门一开，他们抱出40毫米机炮的炮弹箱。 这炮可是船上最狠的家伙，炮口对准驾驶台就轰。头一发炮弹炸开，朱纪刚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当场就没了。 陈万邦眼睛都红了，把剩下的几个人硬拖进电讯室，反锁了门。他抄起短波电台想发求救信号，可频道早被陆维源那头掐断了。 屋里的人知道，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外面的人更是不想再等，居然打开了训练用的毒气罐——那本来是为防毒气战演习准备的催泪瓦斯，剂量大了一样要人命——毒气顺着通风管道灌进电讯室。 屋里顿时呛得人眼睛也睁不开，肺里像火烧。陈万邦捂着嘴想去扒通风管盖子，却被旁边吓疯了的同伴死死抱住。 没几分钟，几个人就不动弹了。陈万邦憋着一口气，拼命撞开紧急出口爬上甲板，一头扎进黑沉沉的海里。船尾的机枪紧跟着像泼水一样扫了十几秒，海面水花翻滚一阵，再也没了动静。 天亮透了，舰队司令部才收到报告，说永兴号“局势已受控”。陆维源虽然挂了彩，但命保住了。他向广州发电报，声称“暴乱已平”，同时指名道姓要彻查“背后指使者”。 这之后，永兴号就变成了筛子。三十多人被停职审查，十几个被扔进大牢，还有好些个审讯后再没露过面。没过几天，永兴号被改名叫“维源号”，说是要纪念陆维源“忠勇平乱”。 国民党海军整个吓破了胆，急忙弄了个《海军忠诚行为守则》，勒令每艘船每天都要汇报军官动向。海军的氛围变得跟火药桶似的，咳嗽一声都可能被当成“想造反”。很多年轻军官吓得够呛，有的托门路想调去岸上，有的干脆脚底抹油开溜。 信息来源： 《革命烈士英名录（海军卷）》（中国民政部） 《海军舰船档案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档案馆） 《国军海军口述历史辑录》（台湾省国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