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的袁克定穷困潦倒，流落北平街头。他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帮他捡来白菜帮子和窝头充饥。袁克定的表弟张伯驹得知后，大惊失色，决定将他接回承泽园。
在粉子胡同的破屋里，袁克定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优雅”。他郑重地铺上旧餐巾，用西洋刀叉将窝头切成片，然后小口咀嚼。老仆人看着他，满是担忧，可袁克定却仿佛在享受珍馐美味。消息传到承泽园，张伯驹捏着信纸，心如刀绞。袁克定曾是袁大总统的长子，当年何等风光，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袁克定的落魄，不仅仅是穷困，更是一种荒诞。他用刀叉切窝头的画面，让人五味杂陈。这是骨气？还是尊严？或许都有些。他在最卑微的处境中，死死抓住曾经的身份象征，用仪式感对抗现实的崩塌。然而，这种“体面”早已被时代唾弃，他守着的只是一个空壳。
张伯驹深知袁克定的骄傲和固执，担心他不愿接受帮助。他决定亲自去接，琢磨着如何说服这位表兄。承泽园不缺一副碗筷，但如何让袁克定放下那副沉重的刀叉，重新融入人间，是张伯驹面临的难题。
袁克定的故事，是旧时代残留的剪影。他的“优雅”像一件破旧的朝服，遮不住窘迫，只显出迷梦的沉重。他宁愿表演，也不愿面对命运的无常。张伯驹能否把他接回承泽园？袁克定又能否放下那副刀叉？1948年的北平，春风料峭，这份尊严显得格外脆弱又倔强。
或许，真正的尊严不是死守过去的荣光，而是勇敢面对现实，重新站起。袁克定的“优雅”，在时代的洪流中显得如此无力，而张伯驹的善意，或许能为他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