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敌人为逼迫38岁的李大钊招供，对他百般折磨，李大钊死后，尸体停放别处6年，一直没有下葬！ 李大钊，1889年出生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家里是地道的庄稼人。他小时候父母就没了，靠祖父拉扯大，家里穷得叮当响，可他硬是靠读书翻身。1907年考进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接触到洋学，脑子里开始琢磨国家怎么才能强起来。1913年，他攒钱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学，接触到社会主义，觉得这才是救中国的路。1916年回国，他一头扎进新文化运动，写文章骂封建，喊启蒙，当上《晨钟报》主编，笔锋犀利，振聾發聵。 1918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后来还教经济学，讲马克思主义，课上学生挤得满满当当。他不光嘴上说，还干实事，组织工人罢工，支持学生游行。北大红楼里，他办公室堆满书，桌上墨水瓶常年不干。他工资高，一个月二三百块，可家里老是没钱。为啥？全拿去贴补革命了，给穷学生发补助，帮陈独秀筹诉讼费，捐给北方灾民，连中共的活动经费他都掏大头。他自己穿得破破烂烂，冬天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夏天就一件布衫，吃饭也是粗茶淡饭。 赵纫兰是李大钊的妻子，1872年生，比他大几岁，家里条件不错。她11岁嫁过来，那会儿李大钊才11岁，小不点一个。她得管家务，照顾李大钊的祖父，还得哄着这个“小丈夫”读书。她手脚麻利，性子温和，从不抱怨。1913年，李大钊要去日本，她二话不说卖了田产，凑钱让他出国。1917年她病了，李大钊扔下工作跑回老家照顾，直到她好起来。1918年，她跟着丈夫到北京，城里生活不习惯，她硬着头皮学，烧饭、缝衣，样样自己来。李大钊教她认字，夫妻俩感情好得让人羡慕。 李大钊在北大名气大，家里常来大人物，他总拉着赵纫兰一起见客，夸她贤惠。她操劳过度，手上老茧摞老茧，脸上皱纹也多，可李大钊从不嫌弃。他在外搞革命，家里全靠赵纫兰撑着。她管钱管账，省吃俭用，可李大钊老把工资散出去，她只能苦笑。北大校长蔡元培看不下去了，特意交代会计，先扣一部分工资给赵纫兰，免得家里揭不开锅。 1927年4月6日，北洋军阀张作霖勾结洋人，突袭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抓了。他被关进北京城北的监狱，敌人想让他吐露中共的秘密，先是拿高官厚禄诱惑，许他大把银子，还有洋房美女。李大钊不吃这套，眼睛都不眨一下。敌人恼羞成怒，动起了真格的，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啥狠招都用上了。电椅的电流让他浑身抽搐，汗水混着血水淌下来。竹签刺进指甲缝，十指连心，疼得人能昏过去，他硬是咬牙挺住。敌人还不解恨，把他手指脚趾的指甲全拔了，血流了一地。 这折磨持续了22天，李大钊被折腾得不成人形，脸上没一点血色，衣服破得像抹布。可他愣是没松口，半个字没漏。敌人没办法，4月28日决定绞死他。那天北京阴云密布，刑场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兵。李大钊被押到绞刑架前，穿着破衣，背挺得笔直。他喊了一声“为主义牺牲”，声音响得震天，然后被套上绳索，生命停在38岁。 李大钊牺牲后，遗体被送到北京妙光阁街的浙寺，草草放进偏殿，盖了块白布。赵纫兰得到消息，赶到寺里，跪在丈夫遗体前，哭得昏过去。她想安葬丈夫，可家里穷得只剩1块钱，棺材都买不起。加上北洋政府四处抓人，局势乱得像锅粥，没人敢出头帮她。浙寺的僧人好心，帮着保存遗体，可整整六年，李大钊的遗体就那么搁在那儿，没能入土。赵纫兰每次去看，回来都病几天，人都瘦成了柴。 李大钊牺牲后，北洋政府盯得更紧，赵纫兰带着儿女东躲西藏，搬到北京郊外一间破屋子。她身体本来就弱，丈夫死了，打击太大，咳嗽老不好，走路都得扶墙。她惦记李大钊的遗体，隔三差五去浙寺，带点香烛过去，求僧人多照看。她攒钱想给丈夫办葬礼，可省来省去，陶罐里那点碎银连块墓地都买不起。 赵纫兰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她强撑着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求他帮忙安葬李大钊。蒋梦麟被她感动，发动师生捐钱，北大校园里募捐箱摆了好几个，银元叮叮当当往里扔。中共地下组织也掺和进来，商量着把葬礼办成悼念活动，宣传李大钊的精神。赵纫兰没二话，点头同意，还把李大钊的遗物整理好，毛笔、书册，一件件交给组织。 1933年4月23日，北大操场上办了李大钊的葬礼，灵堂简单，白布黑字，遗像挂在正中。师生和市民来了不少，个个神情肃穆。赵纫兰穿着粗布衣，站在棺材旁，手扶着棺沿，身子晃了晃。葬礼后，遗体送到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就刻了李大钊的名字，没多余的字。送葬的队伍走得慢，挽联在风里飘，墓地旁松树影子晃晃悠悠。 葬礼办完没多久，赵纫兰的病更重了，躺床上起不来。她叮嘱儿女要学他们爹，为国家做事。1933年6月，她闭了眼，走的时候61岁。儿女把她葬在李大钊旁边，两座墓挨着，青草盖了上来。北大红楼里，李大钊的书还在架子上，学生们翻着他的文章，讲他怎么为国为民。赵纫兰和李大钊，一个舍命，一个舍家，他们的事迹传下来，让人没法不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