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张恨水被迫结婚。他嫌弃妻子貌丑，却经常和妻子同房。不久后，妻子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他却怒骂：真是晦气！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出生于安徽一个练武世家，但他身体瘦弱，天生不是学武的料。再加上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一个家庭也难以独善其身。张家很早就开始衰败，父亲病逝得早，家中顶梁柱倒下，母亲一人苦苦支撑，全靠变卖家产和亲戚接济才能维持孩子的学业。 这时候，家族里人说了：“这孩子书读得还行，又没办法继续念书，不如找门婚事，成个家再谋出路。” 就这样，张恨水被“安排”了婚事。他那年17岁，新娘比他大两岁，长得的确不出众，乡里人甚至背地里议论：“张家的小子，命不好，摊上这等亲事。”张恨水心里其实也是抵触的——他想读书、闯荡，不想这么早被困在家庭琐事里，更何况他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妻子，毫无情感可言。 结婚那年，他才初中肄业，情绪一直很低落。后来在他一些私人日记和书信中，隐约流露出当年婚后生活的压抑。他嫌弃妻子长相“其貌不扬”，性格也木讷，说不上话，做家务倒是勤快，但那种夫妻间的温情与默契，是一点也没有。 可令人意外的是，张恨水和妻子虽然表面冷漠，私下里却常有夫妻之实。不久，妻子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张厚。他当时的反应却是怒骂：“晦气！”这个词，后来也常被误解，说他是嫌弃妻子“丑人多作怪”，但更真实的原因，是他那时候压根不想孩子。 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前途未卜，不想早早拖家带口；另一方面，这个孩子成了他“命运枷锁”的象征——原本已经被婚姻困住，现在又有了孩子，更难抽身。 但再怎么不甘愿，现实还是摆在眼前。他开始去武汉投奔叔叔，在《皖江报》做编辑，月薪8元银元。这点钱，还得寄回家养家糊口。他对家乡这个家庭几乎没有情感链接，但作为男人，他没有退路。 当年那个被逼婚、嫌弃妻子的张恨水，不得不承担起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这不是戏剧，而是生活，逼着人往前走。 后来他北上考北大失败，转而当记者、编书、写稿，在北平成名之前，他过的是极其压抑的“双重人生”——白天报社工作，晚上连夜码字，周末还得接私稿贴补家用。 最开始，他的笔触并不华丽，文字也不讲究，直到1924年开始连载《春明外史》，他才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讲才子佳人、讲市井百态，正是因为他自己早年尝尽生活苦楚，对人情冷暖有直觉，才能写出让千万人都“上头”的故事。 但你说他对原配还有感情吗？实话讲——没有。 哪怕后来名利双收，他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位妻子。他只在自传中简单写过，“早年婚姻，实为不得已。”他真正投入感情的，是后来遇见的周南——一个聪明、气质、懂他的人。 他们的相识，得从1931年的一场义演说起。当时张恨水已是文坛名人，应邀上台演话剧，和周南演对手戏。两人台上一眼，台下情定。不同于前一段婚姻，这段感情是他人生中少有的自由选择。他们一起去北海公园看银河，他会为她写诗，她会为他熬茶，周南甚至陪他度过重庆那段“茅屋避难”的贫困岁月。 如果说那个早年的婚姻，是命运的一记耳光，那与周南的爱情，就是张恨水命运的一次温柔回响。 可惜，好景不长。 抗战期间，张恨水把全家迁往重庆，又送孩子回安徽避难，自己带着周南在山城继续写稿办报。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连“狗屁牌”的劣质香烟都抽不起，一家靠养猪过年。他甚至调侃自己住的屋子叫“待漏斋”——因为屋里漏雨。 但就算这样，他也没退过稿，没耽误过读者。这就是那个能“日更2万字”的写稿机器，稿子写得快、写得准，从不磨叽，也从不敷衍。靠着这股拼劲，他撑起了整个家。 时间到了1949年，战乱结束，新政来临，他原本以为能过几年安生日子。可惜，现实又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把多年稿费换成黄金，交给朋友存入银行，结果这朋友带着黄金跑路了，逃去台湾，从此人间蒸发。 打击接踵而至。妻子周南罹患乳腺癌，他为了给她治病，变卖房产，四处借债。最终人没救回来。她死后，张恨水整日借酒消愁。他手里常攥着她的照片，晚年一句话最令人心酸：“活着，是为了守着她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回忆。” 1967年，他也撒手人寰，走的时候，满头白发，身无长物，只留下万千读者对“张恨水”这个名字的追忆。 有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品媚俗；也有人说他写尽了人生百态，让普通人读得懂、看得爽。可在我看来，张恨水最真实的面目，并不在于他写过多少言情小说，而是他用自己的命，一笔一划写下了“时代”的影子。 早年被迫结婚、嫌弃妻子、怒骂孩子，不过是那个时代里无数底层男子的无奈写照。后来能靠写字翻身、支撑起十几口人的家庭，也真不是好运，是他一个人硬扛出来的命。 他不是圣人，情感上也自私过、逃避过，但他从不推卸责任。他写小说养家，也用稿子记下了自己与这个时代的缠斗。他的成就，远不止“十分钟赚几万银元”，也不止于“金粉世家”风靡全城。他的生活，就是他最沉重也最打动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