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天，20岁的张爱玲正在卫生间洗漱，这时母亲突然闯了进来，发疯般的一寸一寸检查她的身体，没想到张爱玲歇斯底里的大喊：“你干什么？赶紧滚出去！” 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外曾祖父是李鸿章。她小时候住在上海一幢西式洋房里，家里摆着红木家具，墙上挂着西洋油画，生活讲究得不行。 可这光鲜背后，家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她爹张志沂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仗着李鸿章外孙的身份，吃喝玩乐样样精通，抽大烟、养姨太太，把家产败得七七八八。 母亲黄逸梵就不一样了，1899年出生在南京，家里世代当官，书香门第。 她小时候裹了小脚，但脑子一点不老派，读英文书，学法语，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自由和独立。1915年，她和张志沂结婚，婚礼办得风光，上海滩的名流都来了。刚结婚那几年，俩人还算恩爱，生了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家里热热闹闹。 可好景不长，清末民初的乱世，家族的荣光早就撑不住了。张志沂越来越不着调，成天泡在烟馆，姨太太一个接一个，家里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光。黄逸梵受不了这日子，1924年带着小姑子张茂渊去了英国，学油画，过起了洋派生活。 她在伦敦租了个小公寓，画架上常摆着没画完的静物画，日子过得自由又充实。张爱玲那时候才四岁，被扔在上海老宅，跟仆人一起生活。 她爹几乎不管她，家里冷冷清清，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黄逸梵在国外待了几年，收到张志沂的信，说想她了，让她回来。 她心一软，收拾行李回了上海。回来后，张志沂戒了段时间的鸦片，家里总算有点家的样子。黄逸梵把在欧洲的见闻讲给儿女听，带他们去租界的咖啡馆吃西点，日子好像有了点盼头。 但张志沂的本性改不了，没多久又开始抽大烟，夜不归宿。黄逸梵彻底死心了，1930年下定决心离婚，找了外国律师，闹得满城风雨。 张志沂拿孩子威胁，求她别走，可她铁了心，带着张爱玲和张子静搬到租界一幢旧公寓。 那公寓楼梯窄得只能一个人走，墙皮都掉得差不多了，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黄逸梵靠教画和做点翻译养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她从不抱怨，穿着还是那么讲究，蓝色丝裙是她的最爱。张爱玲那时候上圣玛利亚女校，成绩拔尖，爱读老舍的小说，也开始偷偷写点东西。 她特别崇拜母亲，觉得她优雅又有才华，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可崇拜归崇拜，母女俩的相处总有点别扭。黄逸梵管她管得严，衣服得穿得体面，功课得门门优秀，连吃东西的姿势都要端正。张爱玲有时候觉得，母亲对她的爱像是一种要求，得按她的标准来。 1940年那一天，黄逸梵突然闯进去，仔仔细细检查张爱玲的身体，像在找什么证据。张爱玲已经20岁，是个有自己想法的成年人，被母亲这么一弄，觉得又羞又气，忍不住爆发了。 这件事之后，母女俩的关系更僵了。张爱玲开始故意躲着母亲，成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东西。 1941年，她考上了香港大学，学英国文学，搬去宿舍，总算喘了口气。 黄逸梵为了供她读书，把自己的一对手镯卖了，钱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交给张爱玲时只说了句“好好读书”。 她在香港的日子过得简单，课余就窝在图书馆看书，偶尔写点散文寄回上海的杂志社，赚点稿费。 黄逸梵留在上海，教画课，参加些文艺沙龙，认识了胡适、老舍这样的大人物。 1943年，香港战事吃紧，张爱玲辍学回了上海，租了个小公寓，开始专心写作。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一发表，上海文坛都炸了锅，读者抢着看，报纸上全是她的名字。 她用稿费买了件亮黄色的旗袍，穿着它走在霞飞路上，回头率老高。 黄逸梵读了女儿的小说，私下跟朋友夸她有才，但从没当面说过。张爱玲也很少提母亲，只是偶尔在文章里写点母女间的片段，语气冷冷的，像在写别人家的故事。 黄逸梵试着缓和关系，有次送了条蓝绿色丝巾给张爱玲，可张爱玲收下后就塞进箱子，没再拿出来。 1952年，张爱玲去了香港，后来又到美国，彻底跟上海断了联系。黄逸梵晚年搬到伦敦，住在一间带小花园的公寓，画画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她的画风越来越暗，画布上多是阴沉的风景，画架旁堆着旧报纸。 1957年，她生病去世，床头放着一本张爱玲的小说，书页已经泛黄。 张爱玲飞到伦敦收拾遗物，在书桌上找到一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背面是母亲的字迹：“爱玲，1941”。她拿着照片，手指摩挲着边缘，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一刻，她才明白，母亲的爱虽然笨拙，却从没缺席。 张爱玲后来的日子，过得孤单。她在美国写小说、做翻译，住在一间小公寓，书架上全是自己的书。 1995年，她在洛杉矶去世，身边没一个亲人。她的作品却留了下来，《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每一篇都像在讲她自己的故事，字里行间全是人世的无常和遗憾。 她的童年，破碎的家庭，冷淡的亲情，成了她创作的源泉。她笔下的人物，个个鲜活，却又带着点凉薄，就像她自己，敏感又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