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辞世，家人为其身后事忧虑，最终向国家请示。
1967年深秋，北京协和医院三楼病房内，刺耳的仪器声惊扰了窗外栖息的麻雀，61岁的溥仪停止了呼吸。他床边的书桌上，一本翻阅痕迹明显的《我的前半生》静静地躺着，书页间夹着一张植物园的工作证，照片上，他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手中握着修枝剪。李淑贤轻轻地将丈夫的手腕放回被窝，那上面一道浅浅的疤痕，是1950年从苏联遣返回国途中，他用腰带在列车厕所里勒出的。 医生尚未到达，一位身着中山装的政协人员已出现在走廊拐角，衣袋里露出一截保密电话线。
三天后，西黄城根南街的政协会议室弥漫着烟雾。爱新觉罗家族的长者们围坐在长桌旁，桌上堆放着泛黄的陵墓图册。其中一张光绪年间绘制的清西陵全图上，"崇陵妃园寝"处用铅笔圈画着。载涛打开包裹，露出尺许长的金丝楠木料，说道：“宣统帝登基那年，内务府准备的万年吉地材料……”话未说完，就被一声咳嗽打断，一个年轻人从烟雾中站起：“如今是新时代了！”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下达。红头文件上写着：“尊重家族意愿，丧事简办，火化安葬。” 随后，一位工作人员送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1959年的特赦令副本和民政部门的证明，批准溥仪户籍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迁至北京南锣鼓巷。档案袋背面有水渍，像是泪水留下的印记。
火化场大门打开时，围观人群拥挤，甚至损坏了墙边的冬青。一个穿着粗布工作服的老人突然高喊：“给皇上叩头！”人群哄笑，戴红袖章的工作人员皱着眉记录着。下午3点20分，八宝山殡仪馆报告出现封建残余言论。溥仪的骨灰盒暂存在丙区七架四层，编号为1967101703，盒面没有谥号，只贴着写有“爱新觉罗·溥仪”的白纸条。
与骨灰盒一起存放的，还有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是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期间撰写的观察日记：“十月廿日晨，发现温室蚂蚁搬家，料明日有雨，果然应验。” 日记后夹着一枚枯叶标本，叶脉上用蓝墨水标注着：“此株西府海棠系光绪帝手植，今春花开甚艳。”
1980年清明节前，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部门接到特别通知。搬运工取出骨灰盒时，发现一枚生锈的顶戴花翎珠子，这是1964年政协联欢会上溥仪表演用的道具。五天后，政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骨灰盒被安置在黑色丝绒展台上，上面别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徽章。
1995年芒种，易县华龙皇家陵园的大门缓缓打开，守陵人看到一位穿着粗布衣衫的妇人坐在墓碑前，篮子里放着苹果和白酒。墓碑上刻着“公民溥仪之墓”，不远处是清光绪帝崇陵。临走前，老妇人将一张照片塞进供桌的石缝，照片上，穿着列宁装的溥仪抱着君子兰，墙上贴着“劳动光荣”奖状，这是1963年他第一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皇陵地宫深处埋着一块桦树皮，是伪满时期溥仪在长白山撕下的，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求葬景陵旁”。三十年后，这块树皮出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菜园，被用作育苗盆的隔水层。溥仪经常看着它，有一次伸手去拿，手指被瓦片划破。
最终，溥仪骨灰盒里，除了他的骨灰，还有两样东西：一块苏联战俘营的干粮，包裹着1959年特赦令的复印件；以及一块故宫琉璃瓦的碎片，是他当年被驱逐出紫禁城时带走的纪念品。风水师称其为“真龙鳞甲”，而植物园的学徒工却说：“师父，这琉璃渣子像咱们温室顶棚的碎玻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