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7岁的清朝摄政王载沣因王府东墙被春雨泡塌，修墙缺钱，决定卖掉醇亲王府。 北平城东四那条冷巷子里，载沣拿起笔，在一张发黄的契纸上写下几个字：“将醇亲王府售予国立高级工业学校。” 落款签的是自己名字。身边没太监，也没有奏章，连印玺都没用。 这是清朝末代摄政王亲手卖掉自家祖宅的那一天。 这座醇亲王府，从嘉庆年间起就是载沣一家的命根子。 地大、院深、树老墙厚，三进三出的大宅子，走马七天都走不完，西府花园、南书房、后罩楼，清末王府中排得上号的。 可到了解放后的1950年，这座王府已经塌了东墙、透了顶。更重要的，是它不再值钱了。 北平解放后，载沣的心思也变了。 他那时已经六十多岁，鬓角斑白。 看着旧朝早没，家人还在王府里称“大爷”“侧福晋”，他一言不发，把一家子叫来，正色道：“以后不准再用这些称呼，一律叫‘同志’。” 有人当笑话，他却不动气，只说：“皇帝都成平民了，我们该醒醒了。” 可觉醒容易，生活难撑。王府年久失修，屋漏墙倒，春天一场暴雨，东墙整个塌了下来，露出砖土骨架。 请人修一修，算了账，光材料工钱得好几万现大洋。 他翻遍库房，只剩几十块银元，再翻翻账簿，手头的田地早租了出去，地租微薄。 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祖上的青花瓷、乾隆墨宝，能搬的家具全送进了琉璃厂。 几年前他还笑谈“满屋子龙椅凤桌”，现在连一个木几都剩不下。 眼看实在扛不住了，他动了最后的念头：把王府卖了。 这主意不是一拍脑门拍出来的。 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的代表曾来人，说想在北平找一处合适的场地办学，看上了王府的位置。 开出的条件是：90万斤小米折价换房，约合当时市值两万七千元现大洋。 这价听着不高，但在1949年通货膨胀后，已经算公道了。 何况载沣也明白，“留着祖宅再撑两年，全家都得饿死。” 于是他应了，连讨价还价都没。 事情传到家里，炸了锅。 四儿子溥任第一个跳起来，气得把一纸当票摔在地上，大喊：“这是祖宗的地皮，你就这么卖了？” 载沣不恼，只问他：“不卖，你拿什么修那堵墙？你愿意去当铺抵命？” 家人沉默了，他把小米平分给八个子女，一人十多万斤。 自己留下五分之一，在东四北魏家胡同，另置一座小四合院搬了出去。 屋子不大，院里只有一口井，两棵老枣树，墙皮脱落，地面是泥。 他住进去第一晚，坐在炕上喝小米粥，轻声说：“也好，不当王爷，也能活。” 新日子开始了。没人服侍，没人通报，他每天自己劈柴、烧水、喂炉子。 邻居都惊讶这白胡子老头动手干活，他只是笑，说自己姓载，是原醇亲王的后人，现在就是普通市民。 冬天屋里冷，他穿旧棉袍，围着破羊皮，咕哝“比热河差远了”； 夏天热，他赤膊浇井水，在自留地上种豆角茄子，还教孙子识字念《左传》。 老街坊都说他不拿架子，和谁都能说话。 喜欢下象棋，还总输，说“输棋比输江山容易接受”。 有次路过琉璃厂，他看到一个摆地摊的。 在卖曾是自己家里挂的字，掏出一块铜钱买下来，回去贴墙上，像没事人一样。 王府的买卖，是他最后一次处理“家业”。 那座曾住过恭亲王、光绪帝、隆裕皇太后的大宅，被一砖一瓦交给了国家：前厅改为教室，后园划给宋庆龄作故居； 马厩改建成聋哑学校，石狮子下贴着标语牌：“为人民服务”。 他没去看过，也没提过。 1951年冬天，他病了。糖尿病拖成了尿毒症，卧床不起。 家人来探望，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别守我，回去工作，家里能自立就好。” 他不怕死，也不后悔卖宅。有次醒来，看着墙上挂的旧日军功图，他自语一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没多久，咽了气，终年68岁，葬在西郊福田公墓。 入殓那天，他穿的是一件青布长衫，袖口打了补丁。 随葬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本老《历书》和他亲笔抄的《论语》几页纸。 当年他是皇帝的亲叔叔，是“亲王摄政”，是清朝最后的权力中枢之一。 可死时，只是个靠卖房子活过冬的老人。 有人说他窝囊，有人说他识时务。 但管怎么看，他这一生，从皇亲国戚到卖宅市民，从朝堂核心到井边种菜，他把一个时代亲手送走了。 参考资料： [1] 《醇亲王载沣传略》，北京地方志办公室编，2011年整理本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