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北京，天寒地冻，章士钊拎着布袋子，一身长衫穿梭在菜市场里。他年纪大了，走路慢，可眼睛不花，盯人一眼，就知道对方不是等闲之辈。 一进市场，他就停住了脚。 摊位前，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妇女正俯身整理手边的烟卷。她的动作利落，面容端肃，神情里透着一股沉静和倔强。她不招呼顾客，也不讨价还价，只管安静地摊货、售卖。谁要买，递钱拿货走人，利落得像军人出操。 这股子“气”，让章士钊打了个激灵。 不是别人，这竟是当年紫禁城里活跃的金韫颖，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妹妹，清室的格格。 说来也讽刺。光绪退位三十年，皇宫早没了天家气象。可格格还在，只是站在街边，拿几分钱一根的烟卷撑着一日三餐。 章士钊没多说，当天晚上，他提笔疾书。几十年笔耕，他早习惯一气呵成。但这一晚写得不轻松。信中，他把自己的惊愕、愤慨写得清清楚楚。不是为了诉苦，也不是为了抒情。他是要提醒毛主席：一个清朝皇室的格格，在新中国最红的首都，靠卖烟卷讨生活，这不合理。 信很快送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看完信，没有批评章士钊“多事”。反倒是沉默片刻，说了句：“有志气。”短短四字，就把金韫颖的坚韧读了出来。毛还特意交代，要给她安排工作。 这事就这么定了，但背后，远远没这么简单。 金韫颖是谁？ 1913年，她出生在钟粹宫，是溥仪的胞妹，属于清室正支，皇后婉容喊她一声“小姑”。她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学四书五经，也识些诗词礼数。只不过天不遂人愿，没等她成年，清朝就已经被革命和北洋撕得七零八落。 1924年，冯玉祥驱赶清室，溥仪出宫，全家迁居天津静园。那时她刚刚11岁，还不懂朝代更替意味着什么。可这次迁移，注定了她再也回不去宫墙。 成年后，她被安排嫁给满洲贵胄巴布扎布的儿子。这桩婚事，讲起来风光，其实不过是末世贵族的自救。嫁出去后，她跟着丈夫去了伪满洲国的长春，继续过着尴尬而僵硬的宫廷生活——不是清朝，也不是新政权，活得像个失效的徽章。 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长春，伪满垮台。她与家人被俘，押解到西伯利亚，关了几年，最后才辗转回到中国。 可回国后没人接应。清室败落，她这个格格也就什么都不是了。身份成了负担，往上没人敢认，往下没人敢管。她干脆改了名字，叫“金韫颖”，住进北京城外一个棚屋，靠卷烟纸、卖杂货过活。 日子苦是真苦。大冬天她赤手揉烟叶，冻得手裂开血口子。夏天一热，她就头晕眼花，晕倒在摊位前也是常事。但从不求人。有人送她吃的，她也只肯收一回。下一次她会还礼，不多不少，算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章士钊说的“志气”。 毛主席的批示一下来，北京市东城区马上行动。韫颖被安排到政协，成了东城区政协委员，负责群众信访和基层治理。她办事认真，不图虚名，每天骑自行车跑三四个社区，腿脚不灵光也从不请假。 而她也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讲过自己“格格”的身世。反倒是旁人听说她姓“爱新觉罗”，才小心地打听一句：“您……跟溥仪是？” 她一笑，摇头说：“我姓金。” 1956年，她在一封信中表达希望能见一见哥哥溥仪。信递到周恩来那儿。总理一看，说：“让他们见见吧。”于是，金韫颖坐了几十小时的火车，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与溥仪见了面。 多年未见，她没有流泪，也没有激动。只是拿出一个纸包，里头是她亲手做的咸菜和馒头。 这是格格？不，这是活脱脱一个北京大妈。 此后几年，她继续任政协委员，还参与整理清室文物，写自述、改口供。毛主席后来曾说，她是清朝旧人中“最有自觉的一个”。 再后来，金韫颖安静地活着。她喜欢自己做饭、打扫房间，有时候也到郊外看花草。不久后，她还主动申请参加“再教育”学习班，说自己文化水平不够，要跟上国家节奏。 1992年，她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走得安详，也没有过多仪式。 可她这一生，从皇宫格格到卖烟妇女，再到人民政协委员，活成了三段人生。每一段都走得踏实，也都写着一种沉默的刚强。 要不是章士钊那天逛市场，或许这段历史早就被尘土掩盖了。而那个卖烟妇女的身影，也只会湮没在人流之中。 可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 有时候，一个人不吭声，也不喊冤，但她偏偏能让时代记住自己。不是靠眼泪，不靠名分，而是靠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就像毛主席说的：“有志气。”这四个字，重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