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的市方志办的女同志突然嚎啕大哭，吓坏了一众工作人员。她举着一摞信哭着说“这是我爸爸写的，我要带走”。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这个痛苦哭喊的女子，是烈士王孝和和忻玉英的女儿。 1943年，组织安排王孝和以工人身份进入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从事秘密工作。 与此同时，他面临一场旧式婚姻——母亲为他定下的“娃娃亲”，对象是同乡之女忻玉英。 这位接受新思想的青年极力反对包办婚姻，对陌生的未婚妻充满疑虑。 从返乡同乡处听来失实的负面传闻后，他更加抵触。但碍于旧俗，退婚未果。 挽救亲事的契机是忻玉英家人的主动。他们带女儿到上海与王孝和见面。 穿着借来的灯芯绒夹克的王孝和，见到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农村姑娘。 她气质淳朴，与传闻中的形象截然不同。王孝和主动与她交流，得知她不信佛，平日帮母亲织布。 更触动他的是她直率地表达了对国民党在老家欺压百姓的厌恶。 数日相处，王孝和真心喜爱上了忻玉英。他依循地下工作纪律，向负责人沈鸿春汇报。 沈鸿春观察后，判断忻玉英性格单纯、守口如瓶、不识字，是安全的革命者伴侣。 经组织认可，两人成婚，婚礼极其简朴。 婚后生活很快让忻玉英察觉丈夫的特殊性。 夜深人静时，常有神秘人到访。每次有人来，王孝和便迅速摆起麻将牌局作掩护。 忻玉英曾不解询问为何经济窘迫还打牌。 王孝和低声告知实情：这是掩护重要工作，门外三声敲门是危险信号。 当得知可能有人来查“赌”，忻玉英二话不说，立刻搬凳子坐到楼下放哨。 王孝和有时还会让她传递不便直接交送的文件，接头指示简洁清晰，比如“交给山顶拿锄头的人”。 忻玉英凭着对丈夫的绝对信任，准确完成每次任务。 她看到王孝和省吃俭用接济困难工友，理解他内心是为更多穷苦人谋出路，更坚定了支持他的决心。 王孝和曾感激妻子的付出与陪伴，忻玉英则豁达回应只要衣食能安就好。 1947年初，“申九惨案”爆发，国民党残酷镇压棉纺厂工人罢工。 之后，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工运分子的分化拉拢。一个名叫“万一”的特务多次登门，用更好的住房（配备煤气灶等条件）等物质利益诱惑王孝和背叛组织。 王孝和立场坚定，不为所动。忻玉英目睹特务的“客气”，对比老家国民党士兵的暴行，深感困惑。王孝和点破其本质：手段不同，目的皆为利用。 1948年4月19日晚，“万一”再次来访，语调转变，隐含警告地向王孝和透露，当局已决定动手抓捕他，便衣已包围其家。 王孝和神色平静。 送走特务，王孝和预感到结局临近。 他向妻子交代后事： 若被捕，将女儿佩琴送宁波娘家抚养；生活无着可卖婚戒、家具，或去当保姆；嘱咐妻子年轻勿守寡，遇合适者可改嫁，但在上海需多加提防。 这番话令忻玉英惊觉危险，她跪求丈夫即刻逃回宁波暂避。 王孝和断然拒绝，认为任务未竟，不能因个人安危临阵脱逃。 1948年4月21日晨，王孝和被捕。 在狱中历经数月酷刑，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特务见其不屈，转而希望从其妻子忻玉英处打开突破口。 他们将她带到杨树浦发电厂一间屋子，指着屋内一群被怀疑但无实据的工人对她说，王孝和工资待发，让她认个熟人代为转交。 意图很明显：若忻玉英指认了谁，那人便会被抓作“同党”。 忻玉英环视一周，平静地回答：“只认得常去我家的万一，其他人不认识。” 这智慧的应对，源于王孝和被捕前的预见与教导，成功保护了在场的同志们。事后有在场的地下工作者心有余悸地说，全靠她当时一个也没认。 在狱中，王孝和写下三封诀别信，表达了对母亲的愧疚、对难友的鼓励以及对未出生孩子的期盼与嘱托。 1948年9月30日，国民党特刑庭不顾程序、证据，强行判处王孝和死刑。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当庭痛斥审判违法。 刑场上，他视死如归。执行警察被其正气所慑，紧张致前两枪均未击中要害，直至第三枪，24岁的王孝和壮烈牺牲。 王孝和牺牲后，他的遗腹女王佩民在成长中一直努力拼凑父亲模糊的形象。 1994年，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葬王孝和遗骨。 开棺移灵之时，王佩民终于直面父亲的遗骸，长久积压的情感瞬间奔涌，她跪地哭喊，这道声音穿越时空的呼唤，饱含无尽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