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慣喊他「蔡生」，還特地把「生」字讀成「桑」，帶著日語的味道。因為蔡生留學東洋。 第一次見到蔡生，是1997年月8月中旬，他晚上到我的電台節目受訪，站在電台大堂的前廳，黑西裝，白襯衫，斜揹著一個鮮黃色的綢袋；他長得高，手長腳長，不管穿的是西裝抑或長衫，看上來皆像俠客造型。 我剛從報社下班，約的是九點半，卻九點四十五分才抵達電台。蔡生遠遠見到我，朗聲道：「家輝，你遲到！」然後二話不說，從袋裡掏出一個扁薄的銀瓶，裡面是干邑，他從身旁的飲水機邊找來紙杯，倒滿給我，哈哈大笑道：「要罰飲酒。三杯太多了，唔好飲哂我的酒。一杯就夠。」 我雙手接過杯子，舉於額前，表示敬意和歉意，蔡生用銀瓶碰一下我手裡的紙杯，然後仰頸猛灌。 這是我們的見面式。 其後再遇蔡先生多回，都是應酬的場合，他當然永遠是焦點，大家都聽他說話。 蔡生在人間瀟灑走一回，像傳說中的武林高手，以筆為劍，快人快語，直刺人間假面。這是性格，學不來的。他和黃霑和倪匡，代表著香港黃金盛世年代裡的某種主流價值觀，以及生活態度，這樣的年代早已不在，也不被容許存在，而他們，亦都不在。此刻傳來蔡生離世的消息，我忽然覺得，香港空空如也。 是為悼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