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村有个酒鬼，每天都会去村头的南杂店打一斤白酒，那时候的白酒很便宜，才五

小时候我们村有个酒鬼，每天都会去村头的南杂店打一斤白酒，那时候的白酒很便宜，才五毛钱一斤，他用装酱油的瓶子拿回家，刚到门口就开喝。 他叫老陈，住在村西头的土坯房里。每天傍晚，我们这群孩子都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在田埂上，手里攥着那个油渍麻花的酱油瓶。瓶里的液体随着他的步伐晃荡，在夕阳下泛着琥珀色的光。他走到家门口的歪脖子枣树下，必定要先灌上两大口，然后满足地咂咂嘴，这才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大人们都说老陈没出息，孩子们却喜欢围着他转。因为他喝醉后总会从兜里变出些稀奇玩意儿——有时是几颗水果糖，有时是自制的竹哨，最阔气的时候还给过我们一人一枚五分钱的硬币。这些大概都是他省下的酒钱，但我们那时不懂，只知道欢呼着叫他"陈叔"。 我十岁那年夏天，村里来了个卖冰棍的。其他孩子都举着冰棍炫耀，只有我蹲在树荫下咽口水——家里刚给哥哥交了学费，实在拿不出这三分钱。这时一只布满老茧的手伸过来，掌心躺着三枚一分硬币："去、去买..."老陈舌头打着结，身上酒气熏天，眼睛却亮得出奇。我攥着还带着他体温的硬币，突然发现他的酱油瓶里只剩小半瓶酒了。 第二天，我在南杂店门口拦住老陈："陈叔，我娘说不能要别人的钱。"说着要把攒了一晚上的两个鸡蛋塞给他。他愣了一下，突然蹲下来与我平视："娃啊，叔给你讲个故事。"原来他年轻时是村里最好的木匠，有年发大水，他熬夜给孤寡老人修房子，困得栽倒在河里，被救起来后落下病根，浑身疼得睡不着，这才开始喝酒。 "所、所以啊，"他揉着我脑袋，"别学叔。"这话他说得很清醒，一点不结巴。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看着他佝偻着背走进南杂店，出来时酱油瓶又满了。 初中毕业那年，村里要拆老房子建文化站。老陈的土坯房也在名单上。村干部找他谈了几次，他都闷头喝酒不搭话。直到有天夜里，邻居听见他家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跑去一看，老陈正红着眼睛修葺那扇快散架的大门——用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好木料。 第二天全村都震惊了。老陈不仅同意拆迁，还把自己攒的棺材本捐出来给文化站买书。搬家那天，我从他扔掉的酒瓶堆里捡到一个木雕小马，那鬃毛雕得栩栩如生，让我想起他说的那个"最好的木匠"的故事。 新文化站落成那天，老陈穿着罕见的干净衣裳坐在第一排。村长让他讲几句，他站在台上憋得满脸通红，最后只说了句："以、以后娃们有地方看书了。"台下掌声雷动，比他这辈子听过的所有喝彩都响亮。 渐渐地，我们发现老陈的酱油瓶越来越轻。有时路过他家新房，能看见他在院子里做木工活，做好的小板凳小桌子都送给了村里小学。有次我去送母亲腌的咸菜，发现他桌上摆着戒酒药，旁边相框里镶着文化站孩子们送他的画，画上的他站在书架前，笑得像个弥勒佛。 去年春节回老家，我在文化站门口遇见老陈。八十多岁的他正在教孩子们雕木花，那双曾经颤抖的手如今稳如磐石。看见我，他掏出个布包："给、给你闺女玩的。"里面是个精致的拨浪鼓，鼓面上刻着朵莲花。我女儿接过来摇得欢，老陈笑得眼角的皱纹像绽放的菊花。 临走时，我瞥见他家窗台上的酱油瓶——里面插着支野菊花，在冬日阳光下开得正好。这个曾经的酒鬼，最终用他残缺的人生酿出了比酒更醇厚的善意。就像他常说的："人这一辈子啊，总要留点啥给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