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杨振宁去看望生命垂危的老友邓稼先。叙旧的气氛还算轻松，杨振宁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搞原子弹、氢弹，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
谁知邓稼先的回答，让这位习惯了用科研经费和荣誉衡量价值的物理学巨擘，一时竟不知如何接话。邓稼先只是平静地伸出两根手指，微笑着说：“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
二十块。这个数字平静地飘在病房里，却像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两个世界。
要理解这二十块的份量，就必须看看邓稼先当年在美国时，面对的是怎样的前程。他二十六岁便在普渡大学拿下博士学位，被誉为“神童博士”，前途一片光明。美国的顶尖科研机构虚位以待，导师极力挽留，许诺的科研条件和优渥薪酬，是当时国内收入的几百倍。可以说，只要他点个头，别墅、汽车、安稳富足的中产生活，甚至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都唾手可得。
而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别说先进设备，就连一个像样的实验室都很难凑齐。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美国实验室里随便一台咖啡机的价值，都可能超过当时国内一个科研小组的全部家当。
可邓稼先的选择，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意外。博士毕业仅仅九天，他便打包好行囊，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轮船。面对别人的不解，他只是笑着说，自己的中国胃，吃不惯黄油面包，就认小米粥。这句玩笑话背后，是一种任何金钱都无法动摇的归属感。
回国之后，等待他的并非鲜花与掌声，而是一项绝对机密、也绝对艰苦的任务。他从此隐姓埋名，一头扎进罗布泊的戈壁深处。这一去，就是整整二十八年。
那里的条件苦到什么程度？冬天帐篷里能冻到零下二十多度，夏天则黄沙漫天，粮食和蔬菜供应时常中断。更严峻的是，当时中国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所有核心数据，都得靠他和同事们用一把把算盘和手摇计算器，日复一日地算出来。
后来苏联专家撤走，留下一堆错漏百出的数据，邓稼先二话不说，带着团队从零开始，用最原始的办法，一行行、一页页地重新演算，硬是为中国的核事业算出了坚实的地基。
如果他看重的是金钱，当初根本就不会回来。对他而言，科研攻关的每一次突破，算盘打出关键数据时的那份痛快，远比任何奖金都来得实在。
然而，代价也是沉重的。由于长期在核辐射环境下工作，他的身体遭到了不可逆的侵蚀，最终患上癌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惦记的依然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国家的未来。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二十块钱。这笔钱，与其说是一份奖励，不如说是一个带着黑色幽默的符号。它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标示出一个新生国家在物质上能给予功臣的极限，也恰恰反衬出邓稼先那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无限广阔。他们的追求，早已超越了物质的范畴。
这二十块，衡量不了邓稼先的价值，却恰好衡量出了一个民族在最困顿的时刻，脊梁骨有多硬。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了杨振宁的问题：他得到的不是区区二十元，而是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从此挺直腰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与尊严。这份“报酬”，确实无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