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费玉清在日本女朋友家里过夜。女朋友特别贴心，早早地就给他放好了洗澡水。结果呢，他刚跨进浴缸，女朋友突然一脸严肃地跟他说：“洗完澡以后，千万别把水放掉，记得留着。”
1978年冬天，在东京郊外的一座日式宅子里，费玉清站在木质走廊上，看着院子里被霜雪盖住的柿子树，手里紧紧握着一封还没拆开的信。屋子里面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那是安井千惠在给他准备洗澡水。费玉清低下头，鞋尖轻轻碰着地板上的纹路，可心里头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沉甸甸的。就在半个小时前，安井千惠一脸认真地对他说：“洗完澡后，水别放，我们家有规矩，得留着。”
这时候，费玉清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几天前的演唱会。
那天晚上，他在东京的舞台上唱《烟雨斜阳》，台下掌声特别热烈。不过，有一双眼睛一直追着他看，那就是安井千惠。这个日本女孩从三年前开始，就出现在费玉清的生活里了。她穿着淡紫色的和服，眼睛特别明亮，就像一汪清澈的秋水。演出结束以后，她递给费玉清一封信，信里面只有一句话：“我从大阪赶来，就为了听你唱歌。”就在那一刻，费玉清的心跳都好像停了一下。他俩是在1975年认识的，当时费玉清在日本巡回演出，千惠作为歌迷一直追随着他。她又热情又温柔，费玉清很快就心动了，两个人就恋爱了。
千惠家里条件挺好的，她爸爸在东京商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家里的规矩特别严。费玉清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家人很有气场：院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仆人都低着头行礼，连茶杯摆放的角度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这天晚上浴缸这件事儿，可不是他俩之间第一次因为文化不同产生碰撞了。
千惠跟费玉清解释说，日本家庭都讲究节约，浴缸里的水全家人都得共用，要先把身体洗干净，再进去泡，这样能保证水是干净的。费玉清点点头，可他忍不住就想起台北老家的那只铁皮水桶，妈妈以前总嘱咐他洗澡要快一点，把水省下来给姐姐用。他努力想要理解，但是当他裹着浴巾从浴室出来，看见千惠的妈妈正准备进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脸一下子就红了，赶紧低下头匆匆问了声好。
更让费玉清心里不安的，是吃完晚饭以后的谈话。千惠的爸爸端端正正地坐在榻榻米上，身后挂着一幅画轴，画里的墨色山水看着就很威严。他直接就说：“你要是想娶千惠，就得入赘到我们安井家，改成日本国籍，还得放弃唱歌的事业，专心打理我们家的生意。”费玉清一下子就愣住了，手里的茶杯都轻轻抖了起来。他看向千惠，千惠低着头，紧紧地攥着和服的袖口。
那一晚，费玉清躺在客房的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自己从台北街头的酒吧开始唱歌，一路到海山唱片公司，这过程有多不容易；想起姐姐为了给他争取机会，到处奔波；还想起录制《一剪梅》的时候，他对着麦克风一遍又一遍地唱，嗓子都唱哑了。要放弃这所有的一切，换一个陌生的身份，真的能行吗？再说了，改国籍对他来说，不只是身份变了，就好像是把自己和故乡分开了一样。
他又想起安徽老家的祠堂，爸爸临死之前还叮嘱他：“不管你走到多远的地方，都别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过了几天，费玉清决定离开。千惠什么都没说，只是眼眶红红的。在火车上，费玉清拆开了那封一直没读的信，信上是千惠写的字：“要是我们没办法在一起，希望你的歌声一直流传。”他把信紧紧握在手里，窗外的富士山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回到台北以后，费玉清就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
1986年的时候，《一剪梅》这首歌在两岸都特别火，他的歌声就像清泉一样，唱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在舞台上，他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笑得很儒雅。可是每次灯光暗下来，总有人能注意到，他眼睛里会闪过一丝落寞。
日子还在一天天过，费玉清选择把这段感情藏在心底，用歌声来诉说那些没说出口的感情。 费玉清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大家都猜测他是放不下千惠，但是他从来都不回应这些说法。他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做公益上，资助那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还参加各种慈善演出。2018年，他宣布退出歌坛，留下了好多经典的歌曲，也留下了一个关于他感情的谜团。
费玉清和千惠的故事，不光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的一个体现，也反映出了1970年代中国和日本文化碰撞时的复杂情况。那时候，中国和日本刚刚建立外交关系，虽然民间交流挺多的，但是文化上的差异还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对跨国婚姻来说，都是很大的阻碍。日本传统家庭的入赘习俗，要求男方融入女方的家族，甚至要放弃自己原来的身份，这对很看重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另外，日本的泡澡文化，虽然是因为节约和讲卫生的观念形成的，但是在不了解的人眼里，经常会被当成“奇怪的习俗”，这也让文化之间的隔阂变得更深了。费玉清的选择，能看出来他对自己身份和事业的坚持，也让人觉得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感情真的很无奈。
费玉清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上，灯光慢慢暗下去，掌声也渐渐没了。他低下头整理了一下西装，口袋里那张纸条都已经变得泛黄了。在夜色里，他轻轻地哼起了《一剪梅》，歌声悠扬，好像在讲一个还没讲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