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新疆迪化监狱里一个戴着镣铐的中年人被临时叫出牢房，他满脸疲惫，以为要被转押，可当他走进办公厅时，却看到王震站在屋里。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冬天，新中国的旗帜刚插上新疆这片土地，一场民生危机却又迫在眉睫。 老百姓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发抖，取暖的煤渣都成了稀罕物，而旧煤矿要么废弃要么瘫痪，派去的地质队在戈壁雪山里转了好几个月，最后却连像样的煤星子都没找到。 但谁也想不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正锁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座阴冷潮湿的监狱里。 牢里关着一个叫王恒升的知识分子，他戴着镣铐，棉袄破得露出棉絮，眼镜腿用线绑着，可手里那支半截铅笔，却没停过。 他没琢磨自己何时能重见天日，而是在冰冷的墙上，一遍遍地默画着脑子里那张新疆矿产地质图。 但在这之前，王恒升本该是另一番人生，当时的他是河北穷苦人家出身，凭着一股聪明和犟劲，1919年考进北大，后来转入地质系，成了李四光的得意门生。 到了1933年，他又去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了博士，专攻岩石矿床学，后来抗战一爆发，他二话不说拒了国外高薪，立刻回国，回国之后在滇缅公路沿线找矿，为后方补给立下大功。 到了1944年，他拖家带口来到新疆，出任地质调查所所长，踏遍天山南北，成了新疆地质圈的头号权威。 可命运就爱开这种玩笑，1948年，就因为他和苏联、欧美同行的几次正常学术交流，互换了一些标本资料，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就给他扣上了“通敌叛国”的帽子，不明不白地判了十六年，档案里甚至一度写着“死刑待决”。 而另一边，为缺煤问题急得火烧火燎的王震将军，跑遍了城乡，亲眼看到百姓受冻的惨状，心里堵得慌。 他想起地质部长李四光，赶紧写信求援，问全国还有没有能救急的高人，而李四光的回复很干脆，只推荐了一个名字：“要找煤，得找王恒升。” 后来王震一查，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迪化监狱里，还背着“死囚”的罪名，这一下，王震的心情可就复杂了。 所以为了搞清真相，他亲自带着警卫员，一连三趟跑进那座监狱，他细细盘问王恒升的学问、抗战的功绩，也彻底弄明白了所谓“罪行”的来龙去脉——说白了，就是正常的学术交流，被小人构陷了。 所以经过几次谈话下来，王震对眼前这位身陷囹圄的科学家，有了十足的信任。 他开门见山地问：“你能否找到煤？” 王恒升沉默了片刻，缓缓抬起头，眼里闪着光，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能，迪化南山，第三层煤线，有戏。” 王震当即决定，要带他走，但身边的干部急了，拦着说：“首长，这可是政治问题……”话没说完，就被王震瞪了回去，他掷地有声地反问：“冻死老百姓，算不算政治问题？” 第二天开会，满屋子人吵翻了天，都说这风险太大，得请示中央，但王震当场立下军令状，王恒升要是有问题，他自己戴着手铐去北京请罪。 最后散会时，他更是撂下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要是连个有本事的读书人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建设新中国？” 就这样，王震领着刚获自由、连囚服都没来得及换的王恒升，大步走出了监狱，一个戴着镣铐的“死囚”，摇身一变，成了新疆能源勘探的总指挥。 王震甚至把自己的行军床搬出来给他住，夜里刮沙暴，还亲自带着炊事班去送饭，看到勘测队在避风处讨论，他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皮大衣就盖在了精密的仪器上。 后来的事实表明，王震果真是慧眼识人，王恒升甫一出狱，便即刻抄起地质锤，率领新组建的队伍直趋迪化南山的六道湾。 而这位“书呆子”也确实轴，带着队伍在戈壁滩上一扎就是半个多月，棉鞋底磨穿了就拿麻绳绑上继续干。 奇迹在四个月后就发生了，当第一批乌黑发亮的煤炭从冻土里挖出来时，整个矿区都沸腾了，王恒升站在矿口，看着这来之不易的“黑金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平静地说：“别看这里寸草不生，底下全是宝。” 开采当日，王震亲自挥起铁镐，刨下首块煤，煤面乌黑，糊了满脸，他却全不在意，老百姓围聚煤堆，又是哭来又是笑。 而这一批煤，足足九十万吨，源源不断运进城里，那个冬天，家家户户的炕头总算热乎了起来。 六道湾煤矿不仅解决了取暖，更成了新疆工业的摇篮，后来，王恒升担任新疆地质局总工程师，在他的带领下，队伍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克拉玛依油田，他还手把手带出了一大批年轻技术员，其中好几位后来也成了院士。 很快，二十多名被埋没的专家被“解封”，奔赴公路、水利等各个岗位，新疆的建设局面这才真正打开。 晚年时，王恒升一提起王震，总会抹眼泪：“要不是王将军当年顶住压力，我这把骨头早烂在牢里了......” 【信源】中国科学报——王恒升李四光丁文江：三位地质科学家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