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浩然及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谁也无法改变、撼动，但是当代文学史对浩然及其作品的定位则充满了暧昧。浩然尴尬的文学史地位，恰巧暴露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某些内在困境。单一的政治标准，或者单一的审美标准，对于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都是无力的，至于那种将浩然及其作品驱逐出文学史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998年，对于中国文坛而言，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知名作家浩然的自传三部曲正式出版，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文化领域激起了层层涟漪。而紧接着在9月29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记，这篇访问记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浩然内心世界的大门，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作家及其创作背后的故事。 访问一开始，记者便抛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创作自传小说？浩然给出了详尽且真挚的回答。他坦言，写一部自传体小说，这个想法是在“运动”之后才逐渐萌生的。70年代末，这场浩劫刚刚结束，文艺界的风向急转直下，一股对他本人及其创作进行否定性批判的浪潮汹涌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浩然意识到，他必须挺身而出，亲自站出来把自己说清楚。他想知道，自己在众人眼中究竟是不是一个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又是怎样从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平民百姓，踏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要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苏联曾经有过高尔基这样从底层崛起成为伟大作家的事例外，其他国家鲜有耳闻。 浩然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他出身贫寒，只读过3年小学。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幸运地得到了党给予的机会，经过长达8年的业余文化学习，竟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的知识。后来，在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的介绍下，他成为了组织上正式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体。因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便是“农村包围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浩然，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成为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政治上获得解放，他也随之解放；农民经济上得以翻身，他同样翻身；农民文化上不断提高，他也跟着提升。他站在农民向文化进军的前列，成为了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他创作的三部自传体小说，正是围绕这段经历展开的，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成长轨迹以及那个特殊时代下农民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访问的第二个问题聚焦在浩然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浩然陷入了沉思，随后缓缓道来。运动开始时，正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如今，他无奈地用一句话总结那时的处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我比现在好。”在他看来，如果当时的革命能够以另一种更为合理、健康的方式推进，他或许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创作热情，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升华。 但即便如此，浩然依然坚持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民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首先，他的两部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始终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在那个特殊时期，像《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小说样板”盛行，这些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模式化的创作倾向。而浩然的作品却如同一股清流，对这种流行的创作之风形成了迎头痛击，为当时单调的文坛注入了一丝别样的活力。 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浩然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没有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有走任何歪门邪道，也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始终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则聚焦在浩然对自己所有作品的喜好上。记者问在您所有的作品中最喜欢哪一部？浩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金光大道》，不过这种喜欢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他深情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一直想用笔给农民树碑立传，《金光大道》圆了他的这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