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1969年开春，北京知青张援朝挤上满载行李的绿皮火车，车窗外的标语“到农村去”被煤烟熏得发黄，三天颠簸后，他踩着陕北的冻土走进陈本义家的窑洞，炕桌上酸菜饸饹的热气模糊了视线，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土窑，将成为他插队生涯的起点。 陈本义一家是典型的陕北庄户人，妻子手艺好，16岁的女儿陈春玲从没进过学校门，第一顿饭后，这个黑瘦的姑娘拍着桌子说：“我爸教你们种地，你们教我认字！”张援朝答应了这个“交易”，没想到这一决定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白天，张援朝跟着陈本义下地干活，手掌磨出血泡也不吭声。晚上，他在煤油灯下教陈春玲识字，从最基本的“人、大、小”开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没上过学的姑娘三个月就认识了1000多个字，能磕磕绊绊地读报纸。 老乡们都说陈春玲聪明，和张援朝就像亲兄妹一样，1971年秋天，陈本义正式认张援朝做干儿子，全村人都来祝贺。 从那以后，陈春玲改口叫“援朝哥”，声音里藏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情愫。 1972年，知青点的新窑洞建好了，张援朝搬离了陈家，但陈春玲仍然经常来找他学字，有时还会帮他洗衣服、补衣裳，这种朝夕相处的日子，让两个年轻人的心慢慢贴近。 某天张援朝听说陈春玲病了，急忙揣着珍贵的水果罐头赶去看望，推开窑门，却发现她精神很好，正在炕上纳鞋底，看到他进来，陈春玲低头攥着衣角，声音发颤：“援朝哥，我这病……大夫说是心病。” 窑洞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照见她眼角的泪光，张援朝这才明白，这个朴实的姑娘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情感，他心里也不是没有感觉，但想到父亲信中的话：“娶了农村姑娘，你这辈子别想回北京！” 从那以后，张援朝开始刻意避开陈春玲。他把更多时间用在田间劳动上，晚上也很少出门，陈春玲察觉到了他的疏远，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继续学字，继续等待。 1975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了陕北，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雨，山洪暴发，威胁着村里的庄稼和牲口，陈本义是生产队长，他带着几个人冒雨去加固河堤，保护集体财产。 洪水退后，村民在巡渠的塌方处找到了陈本义的遗体，他手里还攥着被冲断的防洪绳。葬礼上，生产队长念悼词时提到“为集体财产牺牲”，张援朝看着干妈颤抖的背影，第一次意识到“责任”二字的重量。 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陈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干妈年纪大了，陈春玲还有个正在读书的弟弟。作为干儿子，张援朝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他给北京的父母写信：我要娶春玲，这个家不能散。 父亲很快回了信，字里行间都是愤怒：“报恩可以，但别搭上一生！你娶了农村姑娘，前途就毁了！”但这一次，张援朝没有妥协，他对着窑洞里的煤油灯写道：“春玲是个好姑娘，我不能辜负她。” 1976年春天，张援朝和陈春玲在简陋的土窑洞里举办了婚礼，没有什么仪式，只有几个知青朋友和村里的老乡来祝贺，陈春玲穿着自己缝制的红布褂子，笑容比春日的桃花还要灿烂。 婚后张援朝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被推荐到公社税务所工作，有了固定收入，陈春玲因为识字，也被安排到供销社当营业员，两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过得踏实。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很多知青开始准备考试，张援朝也想过要不要试试，但看到怀孕的妻子和需要照顾的干妈，他选择了放弃，他说：“有些责任比前途更重要。” 1980年代初，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张援朝的很多同学都回到了北京，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找到了好工作，偶尔收到同学们的来信，他心里也会有一丝波澜，但更多的是对选择的坚定。 陈春玲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照顾家庭上，从来没有抱怨过丈夫的选择，她常说：“援朝哥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跟着他，值了。” 1990年代，张援朝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会计师资格，工作越来越顺利，他还把86岁的干妈接到身边赡养，直到老人去世，邻居们都说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没有辜负陈家的恩情。 2000年后，张援朝的儿子考上了西安的大学，女儿也找到了好工作，他们把在北京的奶奶接到了延安，一家四代人生活在一起。 2013年，张援朝从税务所退休，夫妻俩在延安买了房子安家，有时候遇到当年的知青战友，他们会问：“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张援朝总是笑着回答：“春玲用一辈子赌我的真心，我怎么能辜负？” 这个故事在知青圈里传开后，很多人都被感动了，类似张援朝的选择并不是个例，据统计，约有5%的知青因为婚姻或责任选择留在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招工、考试等方式改变了命运。 如今张援朝和陈春玲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但有着朴实无华的坚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责任和担当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 信息来源：《中国知青下乡运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