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谁知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当时，解放战争到了尾声，上海解放近在眼前。可就在这座即将重获新生的城市里，一场生死较量悄然拉开帷幕。
红色特工范纪曼不幸落入敌手，国民党当局很快判了他死刑。这个消息，让所有关心他的人揪心不已。
行刑前一晚，范纪曼说肚子疼想上厕所。看守叮嘱：“快去快回！”
可看守并不知，范纪曼从判死刑那天起，就有这个规划了。
1949年4月10日，离上海解放还有一个多月。范纪曼清楚记得，这是他被判处死刑后的第37天。墙上的日历，就像死亡倒计时，提醒着他：明天就是行刑日。
傍晚，老看守老张照常来送饭。“范将军，吃饭了。”他从铁栏递来搪瓷碗。范纪曼一接，发现里面多了两个咸蛋——那是他在军统时最爱吃的。
“老张，谢了。”范纪曼低声道谢。老张没回应，转身时衣角擦过铁栏。
范纪曼低头，看到碗底压着张纸条，米汤写着：“子时三刻，厕所见。”他不动声色，把纸条塞进嘴里。
这个动作，瞬间把范纪曼拉回17年前。1932年，刚打入军统北平站的他，被老同学陈恭澍找上。对方说要救“表弟”曹策，但得帮着翻译美国公使馆的密件。
范纪曼答应下来，翻译时却发现惊天秘密——文件里藏着蒋介石和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他一边应付陈恭澍，一边偷偷抄下关键内容，通过秘密渠道，把情报送到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手中。
从那以后，范纪曼在情报战线上越走越远。副官递来日伪情报，他快速浏览，把关键数据记在心里。他知道，这些情报会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延安。
同一时间，妻子彭雅萝在华盛顿公寓对面的妇女用品店，等待接头传递情报。夫妻俩身处不同地方，却为了同一个目标默默奋斗。
1947年，范纪曼调任国防部少将专员。这看似风光的职位，实则危机四伏。他既要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又得应付美国顾问团的频繁询问。
一次，他翻译美军战略文件，发现蒋介石计划把黄金储备运往台湾。这个消息，让他整夜辗转反侧，他明白，必须尽快把情报送出去。
“老范，南京来急电！”秘书送来文件。范纪曼打开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蒋介石第二天就要到上海部署撤退计划。他赶紧把情报抄在香烟纸上，塞进钢笔帽。当晚，情报就摆在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会议桌上。
然而，危险总是突如其来。1949年3月，范纪曼得知单线联系人沈寒涛被捕。当时他正准备送国民党军队布防图，立刻销毁了文件。可他没想到，沈寒涛的笔记本里，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
一天，军统特务突然找上门说：“范专员，王处长请您。”范纪曼被蒙眼塞进汽车，等再睁眼，已经身处审讯室。
特务头子王方把沈寒涛的笔记本摔在桌上，说道：“范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只要配合，保你荣华富贵。”
范纪曼盯着对方腰间的手枪，想起三年前和李时雨假扮国民党军官，从提篮桥监狱救出杨靖宇弟弟的情景。他镇定冷笑：“王处长说笑了，我就是个翻译。有证据，就拿出来。”
接下来的37天，范纪曼遭受了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酷刑。烧红的铁钳夹手指时，他想起1943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经历。那次靠装商人，加上妻子请陈恭澍保释才脱身。但这次，他心里明白，绝不能低头。
午夜钟声响起，范纪曼悄悄起身。他故意吃了掺巴豆的饭菜，肚子疼得厉害。他就朝看守大喊：“报告，犯人要上厕所！”
路过走廊，范纪曼看到拐角闪过熟悉身影——是他在军统时的老部下，正用眼神示意。
进了厕所，范纪曼心中一震，这正是当年营救同志用过的逃生通道！他迅速把木板垫在墙根，踩着爬上墙头。
翻墙落地，范纪曼掉进竹林。远处传来犬吠，他贴着墙根快跑，突然，黑暗中传来李时雨的声音：“老范，快走！”
范纪曼抬头，看见李时雨举着枪跑来。
两人在竹林里拼命狂奔，身后传来特务的喊叫声：“抓住他！别让共产党跑了！”
上海战役打响后，范纪曼躲在浦东废弃仓库。伤口感染，他发起高烧，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恍惚间，他仿佛看到妻子彭雅萝微笑着，手里捧着他们合译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
“老范，解放军进城了！”5月27日，李时雨翻墙进仓库，把《解放日报》塞到他手中。范纪曼颤抖着翻开报纸，头版头条写着：“上海完全解放，人民解放军秋毫无犯。”
解放后，组织用三个月审查他的身份。确认无误后，范纪曼马上投入肃清潜伏特务的工作。他协助破获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又在北站抓获军统女特工杨静。
但命运又和他开了个残酷玩笑。1955年，范纪曼因“潘汉年、杨帆案”受到牵连，再次入狱。在狱中，他没有放弃，坚持学习俄语，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
直到1984年，他终于等来了平反，恢复党籍，此时距离他入党已经过去了58年。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把珍藏多年的铜质党徽交给女儿：“替我交给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