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位21岁的女犯人被判处死刑，临行前，狱警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谁知她竟回道：“帮我验身，证明我是处女！”
1991年，上海女子看守所的铁门在清晨的薄雾中吱吱作响。修莉坐在冰冷的木凳上，双手被手铐锁住，眼神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狱警老张站在她面前，皱着眉头，低声问道：“修莉，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了，还有什么想说的？”
她抬起头，嘴唇微微颤抖，声音却清晰得让人心惊：“帮我验身，证明我还是清白的。”
老张愣住了，周围的狱警交换着疑惑的眼神。一个死刑犯，临行前不求饶、不提家人，却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要求？她到底在乎什么？
那一刻，修莉的脑海里仿佛倒带，上海街头喧嚣的汽笛声、修理店里刺鼻的焊锡味，还有那个让她一步步坠入深渊的男人——尹怀市，铺天盖地的回忆汹涌而来。
1988年，18岁的修莉站在父母的小弄堂房子里，低头听着母亲的责骂。高考失利，家里没钱供她复读，母亲指着她额头说：“你得学门手艺，女孩子得自立！”彼时的上海，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家电维修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修莉被送进了一家街角的电器修理店，成了店里唯一的女学徒。
修理店不大，昏黄的灯光下堆满了破旧的收音机和电视机零件。店长尹怀市，35岁，留着油亮的背头，笑起来总带着一股让人不安的热情。他对修莉格外“关照”，时常送来水果、糕点，教她修理电器时总会凑得很近，手指不经意地擦过她的手臂。修莉起初觉得这是长辈的照顾，可渐渐地，她察觉到那双眼睛里的异样。
“修莉，你长得真水灵，跟着我干，保准有好日子！”尹怀市的话语从关怀变成了露骨的试探。修莉心头一紧，她想起母亲的教诲：“女孩子要自重，别让人瞧不起！”她开始躲避尹怀市，尽量不和他独处。可修理店就那么大，尹怀市总有办法靠近她，借着指导修理的机会握住她的手，或者在狭窄的储物间里“无意”撞上她。
1990年11月的一个夜晚，修理店的聚会散场，尹怀市喝得满脸通红。他锁上门，摇摇晃晃地走向正在收拾工具的修莉。空气里弥漫着酒气，修莉的心跳得像擂鼓。她想逃，却被尹怀市一把抱住。“你别装清高，跟了我，要什么有什么！”
他的声音粗哑，双手像铁钳一样箍住她。修莉慌了，使劲推搡，抄起桌上的玻璃杯砸向他的头。尹怀市吃痛松手，修莉趁机夺门而出，跌跌撞撞跑回了家。
那晚，修莉蜷缩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头。她以为逃离了魔爪，可更大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几天后，母亲怒气冲冲地闯进房间，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勾引有妇之夫，丢尽了我们家的脸！”修莉愣住了，才知道尹怀市在街坊间散布谣言，说她主动勾引他，甚至两人早已“不清不楚”。
谣言像野草一样疯长，邻居的指指点点、同事的异样眼光，让修莉几乎喘不过气。她搬出家，租了一间逼仄的小屋，试图逃避流言蜚语。在新生活的起点，她遇到了小华，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他的温柔和真诚让修莉重新燃起了希望，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修莉以为，生活终于要拨云见日了。
可尹怀市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他找到小华，绘声绘色地描述修莉的“风流史”。小华信以为真，愤怒地质问修莉后选择了分手。修莉的世界彻底崩塌了。家人不信她，爱人不信她，流言像刀子一样割得她遍体鳞伤。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清白的她要背负这样的污名？为什么尹怀市可以肆意毁掉她的人生？
愤怒和绝望像毒药一样侵蚀着修莉的心。她开始计划报复。她知道，尹怀市最在乎的是他8岁的女儿小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常常来修理店找父亲。1991年春，修莉利用小雯对她的信任，谎称尹怀市出了车祸，带她离开学校。
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修莉从包里掏出一把铁锤。她的手在颤抖，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尹怀市的狞笑、母亲的巴掌、小华离去的背影……她闭上眼，挥下了锤子。小雯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醒来。
案发后，修莉没有逃跑。她站在原地，静静地等着警察到来。她知道，自己的罪行无法洗脱，但她不想再背负“荡妇”的骂名。
1991年秋，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修莉死刑，立即执行。宣判那天，修莉低着头，没有辩解。行刑前，她提出了那个让所有人震惊的要求：“帮我验身，证明我还是清白的。”
狱警老张犹豫再三，最终向上级请示。检查结果出来后，修莉的清白得到了证明。她坐在看守所的木凳上，泪水滑过脸颊，喃喃道：“我杀了人，我有罪，但我是清白的。”
修莉的选择极端而错误，但她的执念——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让人感受到她内心深处对尊严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