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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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天津有位家境优越的年轻人叫李景均，他怀揣盘缠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这一去，他便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七年的时光。 不仅把遗传学这门新学问研究得明明白白，也娶了位美籍华裔姑娘“克拉拉，按说，博士学位在手，家庭美满，在美国安稳生活是最好的选择。 直到1941年，李景均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时祖国仍在日军铁蹄之下，这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学者，却毅然放弃了美国的安逸，携新婚妻子踏上了艰险的归国路。 夫妻俩从旧金山坐船到印度，再转经缅甸，沿着滇缅公路艰难跋涉，而这一路走了整整五个月，不仅要躲避炮火，还要忍饥挨饿，他们年幼的第一个孩子也不幸在途中夭折。 等李景均终于抵达广西大学任教时，人已经非常瘦弱，即便这样，但那颗报国之心却丝毫未改，回国后，李景均便全身心投入教育与科研之中。 他相继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殚精竭虑，培育出众多中国农业科研的骨干力量。 直到抗战胜利后，北大农学院更是慧眼识珠，聘请年仅34岁的他出任农学系主任，他也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 白天，他给学生讲授遗传学；晚上，就在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群体遗传学》专著。 更难得的是，早在战时成都简陋的图书馆里，他在没有任何科研设备的情况下，靠着手抄，硬是系统整理了当时世界上所有群体遗传学的重要文献。 凭借着这份坚实的积累，1948年时，他于北大撰写的英文专著《群体遗传学导论》，在日后震惊了世界。 李景均可谓做了一件贯通性的工作，他将三位数学功底深厚的宗师的“独门绝学”，化为一本全球同行皆能读懂的教科书，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代遗传学家。 谁知，这样的学术黄金期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新旧政权交替，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变得异常激烈。 此时，在苏联联引入的米丘林学说被奉为正统学说，而李景均讲授的摩尔根遗传学却被某些人强加以特殊的标签。 起初，只是学术路线之争，可很快，斗争就升级为人身攻击，校务委员会三天两头找他麻烦，先是无故停了他的课，接着又禁止他进入实验室。 有一次开学术讨论会，主持会议的干部甚至当众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崇洋媚外”，李景均气得当场摔了笔记本离席。 一位来校指导的苏联专家，更是在二百多名师生面前公开宣称：“你们中国的遗传学，就应该跟着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走。” 面对这样的说法，李景均的脾气也倔，他顶着压力在1950年又出版了《遗传学原理》，可书刚印好，就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成堆的样书直接被拉去造纸厂化成了纸浆。 学校也停发了他的工资，每月只给他四十斤小米作为生活费，连养活妻女都成了问题。 有一次，他的孩子发高烧，妻子克拉拉抱着孩子去医院，却连挂号费都掏不出，只能蹲在医院门口无助地流泪。 一个世界级的学者，在自己的祖国，竟落到这种地步，到了1950年的春天，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折磨，终于让李景均彻底心灰意冷。 他下定决心，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离开，一家人先到广州，随后辗转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困顿日子里，一封求助信发往了美国。 出人意料的是，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收到信后，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为这位素昧平生的中国同行奔走斡旋，正是这束跨越国界的道义之光，助力李景均一家成功获取赴美签证。 直到农大校方有所察觉时，他已然远渡重洋，当时，周总理后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得知此事，气得拍了桌子，严厉批评了教育部负责人。 抵达大洋彼岸后，李景均的学术生涯才得以真正开启，他任教于匹兹堡大学，还当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当年在北大写就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也终于在美国出版，获得了它应有的国际声誉，他在科学实践中展现出的远见和坚持，更是深刻影响了现代医学。 50年代中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李景均顶住众多资深医生的反对，坚持所有药物试验必须采用随机双盲原则。 他的坚持最终获得了官方支持，而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如今已是全球新药研发与评估的黄金标准。 直到八十年代，我国曾派人邀请李景均回国讲学，但他却摆摆手说道：“这把老骨头，经不住折腾了，”这句话的背后，隐匿着多少难以言说的伤痛。 直到2003年，这位饱经风霜的科学巨匠在美国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的个人沉浮，映照出一个时代下科学与政治冲突的悲剧。 当年，像李景均这样因各种非学术原因而出走的专家，不在少数，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后来花了极大的力气才慢慢弥补。如今的中科院“百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正是对那段历史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