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激光陀螺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没人敢尝试，这时一位教师站出来，决定尝试一番......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刚在核技术上挺直腰杆，一口气还没喘匀，新的焦虑又来了。 钱学森院士心里很清楚，光有盾，没有枪，终究要受制于人。 当时，美国正埋头研发一种叫“激光陀螺”的东西，这个能有多厉害，只要是研制成功，导弹就可以指哪打哪。 为了不被甩开，钱学森带着费尽周折弄来的两页资料和几张模糊照片，召集了国内顶尖的科学家。 他没绕弯子，开门见山，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机密，希望有人愿意站起来尝试，会议室里静得可怕。 就在这时，角落里一个瘦削的身影站了起来，他叫高伯龙，当时已经47岁，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物理学教师，之前从未接触过激光陀螺。 面对那份连信息都算不上的“天书”，他却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表示他愿意。 一句话，一个承诺，就是一辈子，高伯龙知道，要把这两页纸变成国之重器，比登天还难。 可他更相信，科学这东西，只要路子对，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 任务拿到手，高伯龙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那两页“天书”里，逐字逐句地抠，翻来覆去地算。 凭借深厚的物理功底，他硬是从字里行间推出了激光陀螺的核心机理。 更了不起的是，他没有照搬国外的路子，而是大胆提出了一个“四频差动陀螺”方案。 理论通了，实践的苦日子也来了，当时的科研条件，说艰苦都是客气的。 没有实验台，他们就自己动手用水泥砌，没有恒温设备，他们就从建筑工地捡回别人不要的大理石废料，自己打磨加工。 夏天，实验室像个闷罐，又热又潮，高伯龙常常就穿着一件白背心，脚上一双人字拖，汗流浃背地在图纸和仪器间穿梭，带着团队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谁能想到，这个穿着几块钱背心、看起来像个邻家大爷的男人，手里干的却是价值上亿、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 “背心院士”这个外号，也由此传开，就这样，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坐了二十多年的冷板凳。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推倒重来，硬是把一个个技术壁垒啃了下来。 1994年，中国的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终于研制出来，这一刻，全国欢迎，这标志着中国是第四个独立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被彻底填补。 然而，对高伯龙来说，这仅仅是开始，到了退休年龄，他依然选择留在一线，转而投入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发。 在他的培养下，学生袁保伦等人也迅速成长为栋梁，相继研制出单轴、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精度达到国内顶尖，广泛应用于国家的导弹、舰船和飞机上。 常年的高强度工作，严重透支了高伯龙的身体，即便在86岁高龄，当央视镜头对准他时，他依旧穿着那件廉价的背心，坐在电脑前，专注地敲击着键盘，那瘦削而坚定的背影，让无数人动容。 2017年，89岁的高伯龙院士走到生命的尽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仍然惦记的研究。 从钱学森的殷切托付，到高伯龙的半生践行，再到丁金星的庄严承诺，研究激光陀螺的人在变，但那颗为国铸剑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