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末代皇帝溥仪，谈笑间，毛主席突然问道：“你们的传国玉玺去哪了？”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溥仪说自己不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是在毛主席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这句话出口的那一瞬间气氛顿时僵硬，没人说话，也没人附和，溥仪坐得笔直，没有再解释什么。 他说得很平淡，但这句话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明白，他本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身份特殊，地位模糊，他曾是皇帝，满清的末代统治者，又在日本人扶持下做过伪满洲国的傀儡。 后来成了战犯，被关押了十年，如今是一名国家分配工作的文史馆职员，平日里他很少主动说话，别人也不愿多问他过去。 他在文史馆主要整理档案、抄写旧籍，表面低调，实际也清楚自己是个被时时注意的对象，毛主席是在饭局进行到一半时突然问出玉玺的事的。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不快不慢，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开头，所有人都停了动作，眼光几乎都落到溥仪身上，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般的寒暄，也不是随口提起那么简单。 溥仪沉默了一下，然后才说自己不知道，这个答案其实早就准备在心里了，他清楚迟早有人要问，玉玺是皇权的象征，从秦始皇起代代相传，即使朝代更迭，也会设法保留下来。 可到了他这里竟然说不清在哪，不能不说是一种断裂，他在宫中长大，从小就生活在内务府制度的框架下，一举一动都在太监、嬷嬷的指挥下完成。 溥仪登基时才三岁，退位时不过六岁，虽然还留在紫禁城里继续过着“皇帝生活”，但那只是空壳，真正掌控宫中大权的是摄政王和内务府。 到了1917年，溥仪被张勋短暂复辟了一次，维持不过十几天，1924年，他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政变突发，士兵涌入宫中，护卫四散，随从慌乱。 有几个贴身太监帮他打包一些私人物品，但大多数财物来不及清点，更无法带走，宫内不少文物被哄抢，甚至当场就有守军打破箱柜，抢夺瓷器和金银。 那时溥仪还听说，有几方宝玺在动乱中不翼而飞，但他也没见过其中哪一枚是真正的传国玉玺，他离宫后被安置在天津，后来又去了长春，逐步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之后，他曾试图召回清宫旧物，有人给他送来几枚印章，说是从紫禁城流出的，但他一看就知道大都是后期仿制品。 溥仪私下也曾命人打听过玉玺的下落，通过旧太监、商人、文物贩子走访，但得到的线索都很零散，有的说流到古玩市场，有的说被北洋军阀私藏，还有的说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带走，但没有一个确凿消息。 到了日本战败，溥仪也没有再提起这些事，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都自身难保，被俘、被押解回国、被关押劳动改造，十年里没有自由，也没有资格再谈过往。 这顿饭局是他恢复公民身份后第一次参加的正式聚会，他的席位不高不低，安排得刚刚好，毛主席在提出那个问题之后看了他一眼，没有表情变化，也没有紧追不舍，只是静静地听完了他的回答。 随后，毛主席从身边人手里接过一个印章盒，打开后放在桌上，是一枚铜质印章，样式庄重，字迹分明，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他没有多讲，只是轻轻地将它摆在桌中。 但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传达出足够多的信息，旧的东西找不着，也没必要找，这块印章代表着现在的政权、人民的主权，不需要玉石做材料，也不需要数代传承，它本身就是合法性的来源。 溥仪从那天起就再也没主动提过玉玺，他继续在文史馆工作，不再试图查找失落文物的下落，也不再与旧朝遗民保持联系，他的稿子越来越规范，工作交得越来越准时。 他后来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每天早晨上班前在宿舍写几页，下班后回去再修改，他在写作中没有回避自己的错误，也没有逃避伪满时期的经历。 他知道有些事必须写出来，也只有他能写，他把自己的前半生尽可能详尽地记下来，里面提到宝玺的段落也很少，只是说到1924年出宫那一节，提了一笔印章失踪。 写完稿子后，他自己送到出版社门口，没有让人代办，他在等待书出版期间照常上班，没有任何张扬，他知道这本书既是他的交代，也是一次告别。 溥仪最后一次整理文档时，把清朝皇室的族谱抄完了，他将卷宗编号封存，没有交代处理方式，只是留了一份目录。 然后他去办公室把抽屉清空，里面没有私人物品，只有几本笔记和几页手稿，他说这些不用退回，都是抄写工作用的。 溥仪离开时没人拦他，也没人送行。他自己走出文史馆，在街口等车然后回家，那天没人再提起玉玺的事，也没人再追问饭局的细节，但那段话，那枚印章，早已印在所有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