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战友给钟炳昌介绍对象：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校花，要不要？ “1944年9月的最后一个夜班，你到底见不见那姑娘？”丁荣旋把杯子重重搁在木箱上，灯芯跳了一下，把钟炳昌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那个瞬间，炮火声在山后沉闷地闷了一响，像催促的鼓点。 钟炳昌没立刻回答。他刚接到调任第35团政委的命令，行军袋还摊在脚边。长征、反“围剿”、百团大战，一桩桩、一件件，全塞在29岁的脑袋里。他自认是个把生死看得比婚姻还简单的人，可战友一句“白求恩医科学校的校花”却像冷不丁的一拳，打在心窝：少年时悄悄幻想过的温暖，原来真的能与枪声共存？ 第二天的送别饭桌多了一碟红烧肉和一瓶枣酒，已算奢侈。散席后，丁荣旋夫妇把他拐进土墙小屋，几句家常就切入正题：姑娘叫张曼，行唐县人，二十二岁，学医，前线随队。丁荣旋笑眯眯：“人聪明，腿脚快，唱《松花江上》能拉三调，你要是再磨蹭，就落别人家了。” 说实话，钟炳昌在女人面前有点“木”。当年在遵义一带，女卫生员递水，他都急得耳根发烫。可那夜，他独步在石子路上，忽听自己心里有节拍：年龄到了，组织也默许团职干部成家，再遇见合适的难。于是，第三天傍晚，他提着油灯去了医护驻地。 狭窄土屋里，张曼在抄病例。听到脚步，她抬头：“钟政委？”一句问好像细线，把尴尬扯成了笑。钟炳昌“自我介绍”没说两句就绊了词，倒逗得张曼笑出声。短短半小时，他们从“你伤过几次”聊到“你家几口人”，最后一句定音：“革命路远，要不要结伴？”张曼点头，油灯火苗稳了一下，这段战火中的姻缘便算结下。 1945年春，平山县小米峪村，新娘着灰布军装，新郎披缴获军大衣，证婚人是团长。鞭炮没有，用步枪鸣了三声礼；喜糖不足，煮了整锅高粱米。张曼悄悄对姐妹说：“这辈子若能把他送回家乡，就算圆满。” 新婚不过五年，局势骤变。1950年10月22日，天津稻谷扬花，钟炳昌被紧急召回军部——66军即刻东调安东。军部只有一句话：“任务到前线听高岗司令安排。”深夜回家，他只是摸了摸熟睡的孩子，又一次整背包。张曼没掉眼泪，可当列车汽笛拖着长音离站，她突然红了眼眶。这是她从医上阵以来第一次哭，她明白：跨过那座桥，也许就剩下一枚牵挂。 66军第四天抵鸭绿江南岸，补给单薄，衣被残旧。有人纳闷：“这像打仗前的准备？”钟炳昌把门帘掀开：“咱们在太原城墙上插过旗，难道渡江就发怵？”一句话，憋得战士们把疑虑咽进喉咙。26日夜，大桥上灯火全灭，脚步声杂乱却坚定——他们成为第五批志愿军，前后相差不过六天。 随后连打四役。第三次战役前，天寒地冻，补给更紧。12月31日晚，师部找不出半袋整米，钟炳昌却拿勺敲锅：“别沮丧，有粥就能过年。”那一锅稀粥，混着冰雪融水，却被战士们喝出了年味。有人嚷：“要是天津的小麦在就好了！”这话让钟炳昌愣神——天津的地里，张曼正和生产队抢收，他知道。 1951年3月，66军归国休整。火车驶进山海关时，钟炳昌隔窗望到月台，张曼正站在人群里，医用口罩遮不住笑。两人没拥抱，只对视一秒，便各自忙工作。有人打趣：“老钟，你媳妇管得住你？”他笑：“不，她懂我。” 休整期，他升任师政委，后又兼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家搬到海河边，日子算安稳。可老俩口仍穿旧中山装。孩子回忆：“父亲七十年代还穿草鞋，母亲补补再补。”钟炳昌说：“军装有补丁，心里就记得苦日子。” 1988年，他确诊癌症。医生犹豫着告诉张曼，张曼却先笑：“把病情瞒他，他反而胡思乱想。”钟炳昌得知后拍拍病历：“打过那么多仗，只当又一仗。”化疗期间，他仍让张曼把旧笔记本递来，记录长征口述资料。病奇迹般缓解，医生感叹“心态也是药”。 1999年，癌症复发，治疗同样艰难。钟炳昌躺在病床上，轻声对老伴说：“当年那晚你要是没笑，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张曼握着他的手：“你那傻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窗外树叶沙沙，像极了1944年那个夜路微风。 两年后，他安然离世。整理遗物时，子女在一个旧铝盒里翻出两封发黄的信：一封写于1944年调任途中的马背上；一封写于第一次战役前的防空洞。信不长，字迹歪斜——却把一个军人的大半人生浓缩成一句话：“惟愿你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