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邓华转业到四川工作，一气之下把军服染成黑色，表达气愤 “1960年6月4日清晨，你真的要把这身黑色穿出去？”李玉芝压低声音，好让孩子们听不见。邓华扣好最后一粒纽扣，轻轻点头，没有再解释。 列车刚停进成都站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自己彻底离开了军营。三十一年枪林弹雨炼出的目光，此刻落在灰暗的站台上，竟有点无处安放。迎接他的省委工作人员笑得客气，邓华也笑，可那抹笑意像贴在脸上的纸片，干巴巴。 说到底，调离总参，落脚地方行政序列，并非个人选择。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毫不掩饰地替彭总发声。“军人就该说真话。”这是当时的原话。会后他被列入“彭德怀一伙”，处分不重，却被要求“锻炼”地方工作。消息传来，他闷头将全部军装交给洗染店，“给我全染黑。”店员愣住，他摆摆手，“别问。” 黑色制服在成都街头招摇，不少路人好奇停步。邓华心里明白，自己是借色示意：军魂仍在，改不了。 到任第二天，李井泉在金牛坝接见。短暂寒暄后，李井泉递过文件，“省委安排你分管农机。”邓华扫了一眼任命书，心里暗叹。军人治军可以，但拖拉机、柴油机、插秧机？他真不懂。“干吧。”他仅留这一句。 傍晚回到前卫街四十四号，孩子刚围上来，他却直奔书桌，摊开《农机手册》。发动机剖面图、曲轴、连杆……通宵翻阅。李玉芝给他泡茶，见他眉头锁得死紧，也不敢多劝。 几周后，省农机厅第一次会议。厅长苗逢澎讲完年度计划，让邓华补充。他略一点头，起身开门见山：“拖拉机三包制度有没有？配件储备率多少？乡镇站点检修靠谁？我不懂农机，但懂后勤，弹药也得保证百分之百可用。”会议室一片静默。有人心想：这位副省长，火药味没散。 事情很快有了改观。邓华抓要害，先调研配件短缺，再盯培训。他把部队里的“技术课堂”搬到农机站，要求机手边拆边装，一周必须独立排除三种常见故障。半年下来，全省农机完好率从三成出头升到过半。苗逢澎后来私下服气：“副省长是外行起步，干成了内行。” 即便如此，邓华依旧难以排解胸中闷气。周末，他带家人去新都桂湖散心。荷香、凉风，本该消暑；可在升庵祠前，他盯着“谪守云南”的碑刻发呆良久。儿子邓贤诗问：“爸，杨升庵为什么被贬？”邓华淡淡答：“他说了实话。”话音不大，却让旁人听出几分苦涩。 回城途中，雨突然而至。里外一片湿漉漉，邓华却没撑伞。李玉芝忍不住埋怨，他摆手：“淋点雨好，人得醒着。”军人出身的他，总把逆境当训练，只是再顽强，也会感到孤单。 年底，北京来电，确认他的行政级别、专车、秘书等待遇照旧，还附上一句“望安心工作”。邓华看完，把电报折好，夹进日记本。纸张间，有一张未寄出的信，是写给老战友萧劲光的： “我学着与机器打交道，顺便与自己较劲。人不在兵位，心却在兵位。”信纸泛黄，但墨迹深刻。 不久，他走遍川西平原，调研水利与农机配套。见到缺零件的拖拉机搁在田埂，他蹲下抹去机油，问机手：“干到半夜累不累？”对方愣了愣，“再累，也不如前几年跟美军拼刺刀。”一句话，让两人相视一笑。那笑，比任何慰问方案都有效。 1963年春，中央再次调整机构，邓华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回到与军工相关的领域。他收拾行李时，那套褪色的黑色军装还挂在衣柜角落。新秘书建议处理掉，邓华摇头：“留着。”他伸手抚平衣袖，语气平常，“这颜色提醒我，做事不忘本。” 多年后，战友问他为何不把衣服染回军绿色。他笑笑：“黑也好，绿也罢，穿在我身上，就是一颗心——该挺的时候挺。” 邓华把这句话留给了自己，也留给那个特殊年代里被迫转身的无数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