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没多久，特务进来补枪，还用枪托捅了捅盛国玉的腹部，她紧张得不敢动弹！ 1949 年 11 月 27 日深夜，渣滓洞被枪声淹没。23 岁的盛国玉缩在监舍角落，一动不动。她怕，但不敢出声。 特务的冲锋枪对准了监舍。枪响前一秒，盛国玉猛地扑倒在地。她飞快抹过旁边狱友的伤口，把温热的血涂满自己的脖子和衣服。 眼睛闭得死死的。耳边子弹嗖嗖飞过，还有人倒地的闷响。她一动不动，连喘气都不敢大口。 这不是她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从 1948 年 10 月被抓进渣滓洞，已经熬过 400 多个日子。脑子里突然冒出丈夫余梓成被捕前的话："要像江姐那样，把信仰刻进骨头里。" 盛国玉 1926 年生在垫江沙河乡。她本来是个小学老师，1943 年从垫江师范毕业后，就在大石乡小学教语文。 课余时间，她总捧着鲁迅的《呐喊》看。那些字像带着劲儿，让她心里总翻腾着什么。 1947 年，亲戚介绍她认识了余梓成。男人说自己是商人，说话做事却透着不一样的气度。他常带些书来：《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 油灯下，两人常聊时局。余梓成说起国家未来时，眼睛亮得很。盛国玉看着那样的眼神，心里慢慢起了变化。 结婚第三年，盛国玉在衣柜夹层发现了油印的传单。她拿着传单问丈夫，余梓成才说实话："我是共产党员，在做地下工作。" 那一刻，她想起学生们饿肚子的样子，想起报纸上 "反饥饿、反内战" 的游行照片。她抓住丈夫的手说："我也要入党，跟你一起干。" 可安稳日子没几天。1948 年 10 月，余梓成被叛徒给出卖了，抓了起来。盛国玉到处找人想办法救他，没注意自己也被特务盯上了。 10 月 18 日夜里，三个特务冲进垫江小学。他们用刺刀抵住学生的脖子，逼盛国玉出来。 她看着孩子们吓得发白的脸，从办公室走了出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放了孩子。" 被押到渣滓洞，盛国玉见到了江竹筠。江姐浑身是伤，手指被竹签扎烂了，还在用没好利索的手教大家认字。 江姐指着墙上画的 "正" 字说："国玉，这是记敌人暴行的账。等胜利了，这些都要变成判决书。" 盛国玉跟着江姐学。她开始捡特务扔掉的烟盒纸，用米汤当胶水，把《新民主主义论》里重要的段落抄在上面。 每次放风，她就故意往墙角凑，把藏在袖口的纸条塞进砖缝里。这些纸条后来成了狱友们的 "流动教材"。 1949 年 9 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渣滓洞。女牢里的人都哭了，又笑着抱在一起。 盛国玉和大家用草绳编了面红旗，在放风坝的阴影里悄悄唱《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 江姐的声音还在耳边，11 月 14 日早上，特务就把她带走了。 江姐路过女牢门口时停了停，对盛国玉说："记住我们的约定。解放了，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盛国玉看见江姐围巾上绣着个小 "V" 字，那是她们私下说好代表胜利的记号。 大屠杀前一晚，盛国玉就觉得不对。外面老有搬汽油桶的声音，还夹杂着远处的炮响。她心里发紧，知道可能要出事了。 当冲锋枪的枪管从牢门缝伸进来，她立刻扑进旁边的血泊里。用狱友的血把自己伪装成死人。 后半夜，特务进来补枪。有个特务用枪托狠狠捅她的肚子，疼得她差点叫出声。 牙咬得死死的，她在心里念："死人不会动。" 胸口尽量不起伏，连气都不敢喘大了。 特务的脚步声走远了。她听见木头被烧得噼啪响，睁眼一看，监舍的门已经烧穿了。烟扑过来，呛得她快晕过去。 最后一点力气，她抓住旁边狱友的衣角，朝着男厕所的粪池爬。那是她们早就看好的唯一能逃出去的地方。 1949 年 11 月 30 日，天刚亮，歌乐山都被染成了红色。盛国玉从粪池里爬出来，囚服上全是血和脏东西。 她在附近山洞躲了两天，渴了就喝露水。直到听见外面有人喊："重庆解放了！" 得救后，盛国玉回了垫江。身上带着伤，心里装着对江姐的承诺。 后来的日子里，她总去工厂、学校、烈士陵园。一遍又一遍讲渣滓洞的事，讲那些牺牲的战友。 2014 年 7 月 27 日，盛国玉在睡梦中走了。她枕边放着本旧笔记本，第一页是江姐写的字："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最后一页，是她用红笔写的："幸存者不是幸运儿，是历史的证人。" 她用一辈子，守住了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