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长捷出狱后，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陈长捷故意迟到，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瞪着眼撇着嘴直言：“要是放在以前，今天我绝对不会前来！” 陈长捷，福建人，外号“常胜将军”，脾气跟他的战功一样，又臭又硬。1959年，他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出来。老上级兼老同学傅作义，当时已经是新中国的水利部长了，心里高兴，在北京西单最有名的清真馆子鸿宾楼摆了一桌，专门给他接风洗尘。 傅作义早早就到了，茶都喝了好几壶，可就是不见陈长捷的影子。这饭局眼看就要冷场，陈长捷才慢悠悠地晃进来，脸上没一点笑模样，看见傅作义，跟没瞧见似的。 傅作义赶紧起身，笑脸相迎，可陈长捷一句话就把天给聊死了：“傅宜生（傅作义的字），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这顿饭，我绝对不会来！” 这话一出，满座尴尬。傅作义脸上的笑僵住了。这哪是来吃饭的，分明是来砸场子的。 可没等傅作义开口，陈长捷又补了一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改造了十年，脱胎换骨，这脾气也给磨没了。” 说完，他自顾自地坐下，端起酒杯，算是给了个台阶。 在座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俩人的梁子，结了整整十年。这根刺，就埋在1949年初那场惊天动地的平津战役里。 时间拨回到1948年底。那时候，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入关，兵锋直指平津。傅作义作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重兵，坐镇北平。而他最信任的猛将陈长捷，则被他派去守天津。 傅作义对陈长捷，那是有知遇之恩的。俩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陈长捷后来因为跟阎锡山不对付，被解了兵权，是傅作义收留了他，还一路提拔。所以，当傅作义把天津这个“华北锁钥”交给他时，陈长捷拍着胸脯保证：“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傅作义听了也特感动，回了句：“知我者，莫过于介山（陈长捷的字）也。” 陈长捷说到做到。他到了天津，玩了命地修工事、挖濠沟、拉电网，把个天津城打造成了铁桶一般。他放出话来，要让解放军在天津城下碰个头破血流。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总攻天津。上千门大炮同时怒吼，炮弹跟下雨一样砸在天津城防工事上。陈长捷的指挥部被炸得只能躲进地下室。战斗仅仅持续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从西面撕开了口子，冲进了他的地下指挥部。 据说，解放军战士冲进去的时候，陈长捷刚跟北平通过电话，还在对着话筒喊“坚持到底”。一回头，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他连拔枪自尽的时间都没有，只能颤抖着举起了手。 这位“常胜将军”，就这么成了俘虏。 可最让他憋屈的，不是打了败仗，而是他觉得自己被“卖”了。 就在他被俘的几天后，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消息传到战俘营，陈长捷当时就炸了。他跳着脚大骂：“傅作义，你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自己却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成了功臣！我算是看透他了，一个拿兄弟的命当筹码的政客！” 这种怨气，伴随了他整整十年的牢狱生涯。在功德林，但凡有人提起傅作义，陈长捷就开骂，骂他是“不知羞耻的东西”。有一次，傅作义回去功德林看他，陈长捷梗着脖子，把头扭到一边，硬是没搭理他。 说实话，这事儿不能全怪陈长捷小心眼。 就像黄维后来在功德林跟陈长捷说的：“你不在天津打得狠，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那么多筹码。说到底，你就是那个代价。” 这话，扎心了。 所以，1959年鸿宾楼这顿饭，陈长捷的迟到和那句“狠话”，其实是在宣泄积压了十年的委屈和不甘。 傅作义是懂他的。他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介山，你我的交情，你的脾气，我能不知道吗？今天，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埋在我心里十年的秘密。” 傅作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声音有些沉重：“天津战事，责任全在我。当时平津的局势，大方向是奔着和平去的。但我当时犹豫了，造成了一边打、一边和的局面。这不仅给天津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你这位同窗挚友带来了不幸……” 他接着解释，当时北平城里，蒋介石的嫡系和特务眼线密布，和平谈判的事情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一旦走漏风声，几十万人的身家性命和一座古都的安危，都可能毁于一旦。为了麻痹南京方面，稳住城内的强硬派，天津的坚守，成了一个痛苦却又必要的战略掩护。 傅作义说，在陈长捷被俘后的十年里，他心里一直觉得有愧，多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写报告，请求特赦陈长捷。 一番肺腑之言，说得陈长捷眼圈红了。 最终，陈长捷主动伸出了手，和傅作义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半生的恩怨，都在这一握和一杯酒中，烟消云散。 后来，陈长捷选择去了上海，因为他的儿子在上海当工程师。周总理还特意派秘书把他送上了南下的火车，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关怀和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