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忘记了老百姓，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这句话，是毛主席在1950年2月27日说的。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听得太多了，以至于今天很多人已经把它当成一种惯常的政治符号。 但在1944年的延安，那场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用一种近乎决绝的语气讲出这五个字的时候，它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共产党员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不是说着玩儿的，而是当时在延安的干部、战士、老百姓，天天摸得到、看得见的事儿。 毛泽东从不把人民当成抽象的群体。 对他来说，人民是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的大娘，是被地主欺负过的长工，是前线送情报的小孩子，是夜里偷偷给八路送饭的村妇。 他信这些人，也靠这些人。 他常讲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他不是讲道理，而是信得过，他说过，共产党要是忘了群众，变成只替自己打算的官，那就完了。 1950年，他已经是新中国的领袖，正在处理各地的政务。 有一次看见一个干部用职权给自己家人办事，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他批示得很严厉，说要是党员变成了先替自己办事的人，就必须毫不客气地把他清除出革命队伍。这话不拐弯儿，听着扎耳朵，但当时在中南海办公厅里，没人敢说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说着玩儿。 他见不得有人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是踩到他底线上了。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开始琢磨群众和党的关系。 延安整风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对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天生的指挥官，你们得下去，得到老百姓堆里去。 他让大家去做调查研究，去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说调查是“带着问题下去，带着办法回来”。 他对苏联那一套从上而下的僵硬指令制看不上，常说“我们得从自己的国情出发”。 他知道，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是真不依靠群众，一切成空。 群众路线就这么一点点成了制度，不是喊两句口号，而是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径变成了政策制定的常态。 毛泽东自己也常干这事。有一次在西北，他在田埂上坐了一下午，就为听一个种麦子的农民讲今年收成怎么回事。 他听得比汇报材料还仔细，因为他说“老百姓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最真实”。 他的秘书也记过，一到地方，他常常让车停在村口，自己背着手就走进田间地头，不带警卫，也不喊人跟着。他觉得只有听到泥土里的声音，才能知道事情的根。 建国初期，群众路线不仅体现在经济政策上，还落到了干部管理上。 他提倡“干部下放”，说只有下去锻炼，才能去掉身上的“官气”。 有些人不愿意去，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就反问，知识分子不靠群众，那你知识从哪儿来？他最反感那种“自己关起门来搞思想”的人，觉得那样的干部像浮在水面上的叶子，风一吹就飘远了。 他说，真正的共产党人得扎根在人民当中，像石头一样沉在水底。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不是一时情绪，也不是政务口号，而是他自己生活的选择。 他的亲人里，有六位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包括妻子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死的时候，他的反应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当成大事。”身边人听着心酸，但他是真的把“为人民服务”看得比亲情还重。 他觉得如果连自己的儿子都要特殊对待，那怎么对得起成千上万牺牲的战士？ 有一年，他看到了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新闻，夜里激动得睡不着觉。 他说，这个新闻比打仗胜利还高兴。他写下那首《七律·送瘟神》，句句都是对人民斗争精神的赞美。有人说他写诗是抒情，但其实每一首里都藏着现实里的斗争场景。 不是浮夸，是感动。 他被人民群众的勇敢与智慧深深震撼，那种激动，不是身为领袖的满足，而是一个“老百姓的儿子”对乡亲们的敬意。 到晚年，他常讲“我最放不下的，是老百姓的苦难”。 大跃进时期，很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他整夜睡不着觉，不断派人下去调查。 他对“饿肚子”这件事特别敏感，因为他年轻时在湖南老家也吃过野菜、喝过稀粥。 他知道人民最不能忍的，是饭碗不稳。 他说过一句话：“人民是天，人民是地，离了人民就会天塌地陷。”这句话后来没多少人提起了，但他当年是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讲的，讲得不是给人听的，而是讲给自己同志的心里去。 这个“人民立场”，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口号。 在毛泽东这里，它变成了一种治理逻辑。 他不是讲“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差别很大。前者是官给的，后者是自己争来的。他坚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限的。 打日本时，他说小米加步枪能打胜仗；打国民党时，他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建国后，他说“只要依靠群众，没有过不去的坎”。 这些话不是鼓劲，是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