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陈诚回家奔丧。7年不见的妻子，想与他同房。不料，刚到床上，就被他一脚踹开。妻子心寒不已，抓起刀狠狠捅向自己喉咙。陈诚脸色大变外跑边大喊:不好了，舜莲寻死啦! 月光洒在陈家老宅的青瓦上，屋里却弥漫着一股压抑的寒意。陈诚刚从外地赶回，为父亲守丧。堂屋里，灵堂的香烛摇曳，纸钱烧尽的灰烬在空气中飘散。他的妻子吴舜莲，穿着新裁的月白衫，站在卧房门口，低声唤他：“辞修，七年了，今晚……咱们歇一块儿吧？” 她声音里带着期盼，却藏着不安。陈诚皱了皱眉，眼神冷得像冬夜的霜：“守丧期间，哪能同房？”话音未落，吴舜莲刚靠近床沿，就被他一脚踹开，跌坐在地上。她愣住了，脸上的羞涩瞬间化作心寒，随手抓起桌上的剪刀，对准喉咙狠狠刺去。陈诚脸色煞白，跌跌撞撞跑出门，喊声在夜色中回荡：“不好了！舜莲寻死啦！” 这一刀，没能要了吴舜莲的命，却刺破了两人之间早已脆弱的婚姻。这场风波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陈诚为何对妻子如此冷漠？吴舜莲的绝望又从何而来？一个更大的疑问在夜色中浮现：这场婚姻的裂痕，到底是两个人的悲剧，还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宿命？ 1917年，陈诚还是个籍籍无名的青年，靠着吴舜莲的嫁妆才得以进入保定军校，追逐他的军旅梦。吴舜莲是青田县富户吴家的女儿，哥哥吴子漪看中了陈诚的潜力，力排众议促成了这门亲事。那时的陈诚，感激妻子的支持，信誓旦旦要让她过上好日子。可世事无常，随着他在军界崭露头角，青云直上，他的心却渐渐远离了那个裹着小脚、没读过书的家乡妻子。 吴舜莲留在陈家老宅，侍奉公婆，日复一日地等着丈夫归来。她从家书中读出丈夫的疏远：起初还有几句问候，后来信越来越少，甚至连只言片语都没有。她开始怀疑，丈夫是否在外有了新欢？可她只能守着旧宅，守着“从夫”的古训，盼着陈诚回心转意。1924年的这场丧礼，是两人七年来第一次重逢，她满心以为能重续夫妻情分，却换来了冷漠的一脚。 陈诚的心，早被另一个女人占据。1931年，他在上海偶遇谭祥——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三女儿，宋美龄的干女儿。她端庄优雅，精通英语，毕业于上海圣玛莉亚女子学校，与吴舜莲的传统迥然不同。陈诚被她的才气和气质深深吸引，早已动了休妻的念头。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民国时代，离婚不是件容易事。陈诚一方面受新思想影响，追求“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却碍于家族压力和封建礼教，不敢轻易撕破脸。 吴舜莲的绝望，不是一时的冲动。被陈诚踹开的那一刻，她想起了这些年的委屈：她用嫁妆供丈夫读书，自己却被冷落；她侍奉公婆，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嫌弃。她曾对陈诚喊：“你嫌我没文化，嫌我小脚，早说啊！”这话里，是对丈夫背叛的愤怒，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民国初年，女子无才便是德，吴舜莲这样的传统女性，唯一的价值就是做丈夫的附属品。一旦被嫌弃，她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得知妹妹的遭遇，既愤怒又无奈。他曾是这门婚姻的促成者，如今却要面对妹妹的悲剧。陈诚试图通过吴子漪说服吴舜莲离婚，但她性情刚烈，宁愿守活寡也不愿背上“被休”的耻辱。最终，在吴子漪和友人杜志远的劝说下，吴舜莲同意了离婚，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继续住在陈家，二是死后葬在陈氏祖坟。 这两个条件，折射出她对传统身份的执着——即便婚姻破裂，她也要保住“陈家媳妇”的名分。陈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给了她10万元赡养费，算是对这段婚姻的补偿。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证婚。这场婚礼不仅是两人爱情的结晶，更是一场政治联姻。谭祥的父亲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诚通过这门婚事，不仅赢得了美人归，还巩固了与蒋介石的联盟。婚后，谭祥展现了她的智慧与手腕。她主动提出随陈诚回青田探望婆婆，既是尽孝，也是宣示正妻的地位。 回到陈家老宅，谭祥面对吴舜莲时，竟亲切地称她“姐姐”。这一声“姐姐”，化解了可能的尴尬，也赢得了陈氏族人的好感。吴舜莲面对这位优雅的新夫人，自知无法与之抗衡，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不久后，在谭祥的提议下，陈诚资助吴子漪在青田县城为吴舜莲建了一栋两层洋楼。吴舜莲终于搬出陈家，带着微薄的尊严，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场婚姻风波，看似是陈诚、吴舜莲和谭祥三人之间的恩怨，实则是民国时代新旧观念碰撞的缩影。陈诚代表了新派文人，接受了“自由恋爱”的新思想，却在处理旧式婚姻时显得自私而虚伪；吴舜莲是传统女性的牺牲品，她的悲剧源于包办婚姻的压迫；谭祥则象征着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与智慧，她用行动化解了旧时代的“疙瘩”。 这场风波，撕开了民国新派文人“革新”口号下的虚伪面纱，也映照出女性在封建婚姻中的无助与挣扎。 像吴舜莲这样的女性，深受“从夫”观念束缚，离婚或改嫁被视为耻辱。陈诚与谭祥的婚姻，则体现了新思想下精英阶层的联姻趋势——既是爱情，也是政治与社会资源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