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1937年香港，夜色深沉，维多利亚港的灯火映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徐悲鸿站在一间昏黄的公寓里，面前摆着四个沉甸甸的木箱，空气中弥漫着老旧绢帛的味道。他的手指轻轻触碰一幅展开的长卷，突然，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眼神燃起炽热的光芒。 他低吼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这一刻，他的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连站在一旁的马蒂夫人都愣住了。这是怎么回 那年，徐悲鸿受邀在香港大学举办个人画展，名声早已响彻艺术圈。他不仅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痴迷于收藏古画的“猎宝人”，梦想将流落海外的中华瑰宝带回祖国。在许地山夫妇的引荐下，他来到德国人马蒂夫人家中。马蒂夫人的父亲曾在清末担任外交官，八国联军侵华时从某王府掠走大量文物，其中就包括这幅长卷。马蒂夫人对这些画作一无所知，只想变卖换钱。 徐悲鸿逐一翻看箱中的画作，前两箱虽有佳作，却未触动他的心弦。直到第三个箱子，他的手停在一幅绢本白描长卷上——87位道教神仙列队行进，衣袂飘扬，姿态各异，线条简洁却充满灵动，仿佛神仙们正从画中走来。他屏住呼吸，喃喃自语：“这非唐代吴道子手笔莫属！”他当即决定，无论代价如何，这幅画必须归于他手。 马蒂夫人开价一万元——在当时，这笔钱足以买下数套北京四合院。徐悲鸿囊中羞涩，但他毫不犹豫，拿出仅有的现金，还搭上七幅自己的精品画作。交易达成，他小心翼翼地将画卷抱在怀中，像是捧着自己的心血。这幅画被他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并郑重钤上“悲鸿生命”的印章，视之为生命的一部分。 但徐悲鸿并未料到，这幅画的命运，将与他的人生紧紧缠绕，带来无尽的波折与磨难。 1938年，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讲学，途径香港时，他特意将《八十七神仙卷》交给中华书局精印装裱，足见其珍视之情。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席卷东南亚。徐悲鸿在新加坡筹办画展，为抗战筹款，画作却因战乱无法随身携带，只得托付香港银行保管。 1942年，他历经艰险辗转回到昆明，加入西南联大艺术系。此时，昆明虽未沦陷，但日军空袭频繁，防空警报成了日常。 5月10日，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徐悲鸿与师生们匆匆躲进防空洞，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泥土味，远处传来轰炸的闷响。警报解除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却发现眼前一幕如晴天霹雳：存放画作的箱子被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三十余幅珍藏不翼而飞！他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血压飙升，从此落下高血压的病根。 失窃的消息震动昆明，云南省政府下令严查，但画作如石沉大海。他时常思索这幅画，究竟流落何方？还能否重见天日？ 1944年春，徐悲鸿带着新婚妻子廖静文来到重庆，试图从失窃的阴影中走出。某日，一封来自学生卢萌寰的信如一道光芒刺破阴霾。她在信中写道，在成都一户富贵人家中，她意外发现一幅与《八十七神仙卷》长得一模一样的画卷！卢萌寰曾在徐悲鸿的课堂上见过这幅画，记得老师讲解时眼中闪烁的光芒，她确信这就是失窃的真迹。 徐悲鸿激动得双手发抖，但随即陷入两难：亲自前往可能打草惊蛇，若藏家销毁画作，后果不堪设想。正在此时，一位自称刘汉钧的朋友主动请缨，表示愿意代为交涉。徐悲鸿如抓救命稻草，将希望寄托于他。 刘汉钧很快带回消息：藏家愿意归还画作，但开价20万元现金——相当于今日数千万人民币的天价。徐悲鸿不惜一切代价，抱病日夜作画筹款，朋友们也四处奔走相助。终于，他凑齐了20万元。然而，藏家又提出新条件：再加10幅徐悲鸿的画作。徐悲鸿咬牙应允，废寝忘食地创作，身体愈发虚弱。 最终，刘汉钧带着画卷归来，徐悲鸿颤抖着展开画卷，87位神仙依然安详肃穆，毫发无损。他热泪盈眶，赋诗一首：“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得金丹凡骨安。” 然而，事后真相浮出水面：这竟然是刘汉钧自导自演的骗局，藏家与刘汉钧串通一气，借机敲诈，徐悲鸿却未追究，他只庆幸国宝完好归来。这份豁达，或许正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胸怀。 《八十七神仙卷》的重获，不仅仅是徐悲鸿个人的胜利，更是他为复兴中国国画付出的心血缩影。他认为此画“足可颉颃欧洲最高贵名作”，是中华艺术的巅峰之作。 1948年，他再次为画作装裱，补写被窃贼挖去的跋文，并请张大千、谢稚柳等人题跋，力求让这件国宝流传后世。 1953年，徐悲鸿因病去世，年仅58岁。他的妻子廖静文将《八十七神仙卷》连同千余件作品及藏品捐献给国家，珍藏于徐悲鸿纪念馆。这幅画不仅见证了徐悲鸿的艺术人生，也承载了他对国画复兴的执着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