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美国波音公司中国藉首席科学家嘲笑梁启超儿子工资低，他霸气回怼：“你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说这话的，正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彼时他刚从酒泉基地回京汇报工作，在一次中美科技交流会上遇到了这位旧识。
那科学家西装革履，手腕上的金表晃得人眼晕，瞅着梁思礼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嘴角撇得老高：“思礼啊，不是我说你，当年咱一起在普渡大学学航空，我留在美国搞导弹制导，年薪顶你干十年，图啥呢？”
梁思礼没接话，先给对方倒了杯茶。茶是基地带来的老白茶，梗子多，味道却醇厚。“你记得1949年不？”他慢悠悠开口，“那会儿我刚拿到博士学位，美国人许我绿卡、实验室，连别墅都准备好了。可收音机里播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咱爹当年喊‘少年强则国强’，我要是留在这儿，对得起他临终前那句‘莫负家国’吗？”
那科学家眼神闪了闪。他当然记得，当年梁思礼打包行李时，把最重要的不是衣物，是一箱子写满公式的笔记本。海关查得严，他把资料抄在衬衫内衬上，愣是冒着被扣留的风险，坐了半个月轮船回国。那会儿的中国，别说导弹实验室，连像样的精密仪器都凑不齐，梁思礼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画图纸，铅笔头磨短了就用橡皮帽套着接着写。
“你知道酒泉基地的冬天有多冷不？”梁思礼呷了口茶，热气模糊了镜片，“1960年咱搞第一枚近程导弹时，零下三十度，帐篷里的墨水都冻成了块。我和同事们裹着军大衣，围着煤炉烤图纸，烤化一张画一张。有回调试发动机，燃料泄漏，我冲在最前面堵，头发被燎掉一大块，现在这儿还秃着呢。”他指着头顶，笑出了眼角的褶子。
那科学家的脸有点发烫。他在波音公司的实验室里，恒温25度，计算机每秒能算百万次，可梁思礼他们当年，连计算器都没有，全靠算盘打弹道数据，一张弹道表要算三个月，算盘珠子都磨得发亮。有次算错一个参数，梁思礼领着团队从头再来，七天七夜没合眼，最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算错的那张纸。
“你说我工资低？”梁思礼放下茶杯，声音不高却挺有分量，“去年基地给我发了笔奖金，我全捐给了子弟学校。那些跟着我们搞导弹的工人，孩子连课本都买不起，我拿着钱心里不安。再说了，咱搞的东风导弹，让咱国家腰杆子硬了，这比多少工资都金贵。”
这话戳到了要害。那科学家搞的导弹制导技术，确实被美军用在了针对亚洲的武器上，他嘴上不说，心里哪能没数？当年他留在美国，图的是洋房汽车，可每次看到新闻里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晃悠，夜里总睡不安稳。
梁思礼没再往下说，起身要走时，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当年咱在普渡大学的草坪上，都喊过‘科学无国界’。可你忘了后半句——科学家有祖国。你搞的技术再先进，要是对着自己的老家，那有啥意思？”
其实梁思礼不是天生就这么“硬气”。他小时候跟着梁启超在天津住，亲眼见过租界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国家不强，啥都白搭”，这话他记了一辈子。1956年国家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主动请缨搞导弹，有人劝他“这活儿苦，还危险”，他说“就是因为苦，才更该有人干”。
那会儿苏联专家撤走时，把图纸撕得粉碎，梁思礼蹲在地上一片片捡，拼了三天三夜，手指被纸边划破，血滴在图纸上，他说“这血不能白流”。后来东风二号导弹首次试射失败，残骸掉在沙漠里，他带着人徒步找了两天两夜，找到时捧着烧黑的弹片掉眼泪，说“咱一定得搞成”。
80年代的中国，科研人员工资确实不高，梁思礼一家挤在单位分的老房子里，女儿想买台录音机学英语，他攒了半年才凑够钱。可他从不说苦，反倒常跟年轻人讲：“咱搞国防的，图的不是自己过得好，是让老百姓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看现在，没人敢随便欺负咱了，这就是咱的功劳。”
那位美国科学家后来没再说话，只是在交流结束时，偷偷塞给梁思礼一支钢笔——那是当年他们在普渡大学一起买的同款。梁思礼收下了，却回赠他一枚东风导弹模型，说“啥时候想通了，回来看看，咱这儿的实验室，比当年强多了”。
有人说梁思礼傻，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守着苦差事。可他心里清楚，有些东西比钱金贵——就像父亲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他守着的，正是那个“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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