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军少将趁着夜色，闯进了一个地下党员家里，他用枪顶着地下党员的脑袋，低声说：“我知道你是地下党，想请你帮个忙！”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6年深秋的北平，寒意渐浓，街上行人稀少，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就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位国民党少将谢士炎，从华北“剿总”作战室出来，身上揣着刚刚制定好的进攻张家口的详细作战计划，他的脚步没有丝毫犹豫，穿过昏暗的街巷，朝着一处他早已熟悉的小屋走去，这座小屋原本不起眼，是一位叫陈融生的中年人住处，表面上是十一战区外事处的一名普通职员，实际上却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联络员。 谢士炎此时的身份极其敏感，他是国民党军中年轻有为的将领，曾在抗战中浴血奋战，不仅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还赢得了不少军功，他出身将门，父辈都在军中效力，从小就受军人精神熏陶，信奉忠诚、牺牲和国家利益，抗战胜利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就被授予少将军衔，按理说，他的前途无可限量。 然而，现实很快打碎了他的理想，抗战刚一结束，他就被无故关进牢里，整整三个月不见天日，没有解释，也没有审讯，当他终于重获自由时，眼前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他曾经相信的那个政党，他看到的，是一群人在胜利后争功抢利，是前线将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而后方的官员却夜夜笙歌，他亲眼目睹军费被中饱私囊，看到特务横行，看到那些真正打过仗流过血的军人被排挤、被打压。 他开始思考，开始怀疑，他常常独自一人点着油灯，翻看一些书——那些由陈融生悄悄塞给他的书，起初他只是出于好奇，后来却越看越入迷，那些书中描述的社会、战争、民族命运，让他找到了久违的信念，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读到一个新中国的雏形，在《论持久战》中看到抗战的全局战略早已被共产党洞察，他震惊于毛泽东的预见，更深深折服于共产党对国家前途的判断，他不再只是一个军人，而开始有了政治立场。 1946年，国民党准备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谢士炎身为作战处的负责人，亲自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订，他明白这场仗一旦打响，北方的百姓将再次陷入战火，而他手中的这份计划，正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当天深夜，他避开岗哨，带着副本找到了陈融生，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内心长久挣扎后的决定，他清楚，这一步很可能意味着死亡，却也是他能为信仰做出的最大贡献。 作战计划很快被送入解放区，地下交通员连夜赶路，用尽一切办法在天亮前将其送到晋察冀军区，叶剑英等人看到那些详细的兵力部署与火力布置，立刻意识到对方的真实意图，解放军迅速调整部署，原本可能是一次惨烈的防御战，最终变成了出其不意的反击，谢士炎的情报，为整场战役赢得了主动权。 从那以后，谢士炎便成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员，他白天继续在作战室研究“剿共”方案，晚上则将重要内容一一点交给地下组织，他知道自己走上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他从未后悔，1947年初春，他在北平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仪式简单，却庄严无比，他将自己的命运彻底交给了信仰。 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可危险却越来越近，1947年秋，一位被策反的特务在天津落网，供出了多名北方潜伏人员的身份，军统顺藤摸瓜，查到了谢士炎身边，一日清晨，特务突然出现在谢士炎的办公室，他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交出了身上的东西，被押往南京之前，他对同事说了句“我本就不属于这里”。 在南京，他被单独关押，接受了严酷的刑讯，敌人用尽手段，既威胁又利诱，许诺只要他招供，不仅能恢复军职，还能高升，但谢士炎始终咬紧牙关，他不肯说出任何人的名字，不肯出卖自己曾经保护的同志，在一次次酷刑中，他的身体被折磨得几近崩溃，可他的意志却从未动摇。 1948年10月19日，谢士炎被秘密处决，地点在雨花台，他死时年仅三十六岁，行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声音划破清晨的寂静，那一刻，没有任何人能怀疑他的忠诚。 他的墓碑如今立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不高，却庄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事迹却在地下党群体中广为流传，他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一个国军将领到共产党战士的转变，他没有赶上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但他用自己的鲜血，为那一天的到来铺下了一块沉重的基石。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人为了权力倾轧、攫取，有人却选择悄无声息地奉献、牺牲，谢士炎是后者，他本可以在国民党的庇荫下继续升迁，享受荣耀；可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写满了信仰与牺牲的路，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也没有留下子孙后代，只留下了一段历史，一段关于选择与担当的真实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