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震惊地发现：“在巴境内，竟然有一块中国飞地，叫做坎巨提。”耿大使一番深思熟虑后，报告国内：“应该把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这有利于两国交往。”组织回复：“这可是好主意。” 聊起咱们国家的外交史，有个人你绕不开，他就是耿飚。他的人生履历，那叫一个硬核：上过战场，扛过枪，后来又穿上西装，在国际舞台上为新中国开疆拓土。今天，咱就聊聊他办成的一件大事，一件到今天都还有人议论，但回过头看又不得不佩服的大事。 这事儿，得从1955年说起。 那时候，耿飚还在欧洲当大使，西装笔挺地跟洋人打交道。突然一通来自中南海的长途电话，让他立马回国。连时差都没倒过来，他就被领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主席说话向来实在，开门见山：“耿飚啊，有两件事，得你去办。一个是中巴友谊，你去推一把；另一个是国界线，你也去管一管。” 这任务听着简单，就两句话，可分量千钧。友谊是务虚的，国界线是务实的，要把这两样都办妥了，没点真本事可不行。 耿飚没二话，接了任务就收拾行囊，一头扎进了几千公里外的巴基斯坦。 那时候的巴基斯坦，日子过得挺难。国家刚独立不久，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粮食不够吃。耿飚这个大使，干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搞酒会，拉关系，而是跟着巴基斯坦的官员下乡看粮仓。他发现很多援助的大米都因为储存不当发霉了，急得他赶紧给国内拍电报，详细说明情况，请求援助。 咱们国家那时候也不富裕，但朋友有难，必须得帮。很快，一批批粮食运了过去。巴基斯坦那边特别感激，有位外长就提议，说要在援助米袋上印上五角星，以示感谢。这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但耿飚摇了摇头，他说得特别诚恳：“我们是朋友，帮忙是应该的。印上标记，感觉就像是施舍，这不好。” 就这么一句话，一个细节，让巴基斯坦人从心里认了这位中国大使。 但“国界线”这个任务，才是真正难啃的骨头。历史上的边界，往往都是一笔糊涂账。 耿飚一头扎进故纸堆，天天研究历史地图和地理志。他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深夜。终于，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在一张旧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叫“坎巨提”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都向清朝进贡，法理上跟中国有很深厚的渊源。但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像一块“飞地”，夹在中国、阿富汗、巴控克什米尔之间，和中国本土并不直接相连。 这块“飞地”面积不小，大约有两千平方公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往北，可以通往新疆的色勒库尔；往南，可以俯瞰整个克什米尔地区。谁控制了这里，谁就在帕米尔高原这个“亚洲屋脊”上，有了一颗关键的钉子。 发现了这块地，耿飚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得想办法弄回来”。可他越研究，心里越觉得不对劲。他发现，这块地虽然在法理上属于我们，但从清末开始，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对它的实际控制。一百多年了，我们没有在那儿派过一个官，驻过一兵一卒。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符号。 而与此同时，另一段边界问题让他更为揪心——喀喇昆仑走廊。 喀喇昆仑走廊，这才是真正关系到我们国家西部边防大动脉的要地。 它连接着新疆和我们后来牢牢控制的阿克赛钦地区。如果这条走廊在我们手里，那我们的西部边防就有了纵深，有了稳定的后方。反之，如果这里被别人控制，那我们的新疆和西藏之间，就会被楔入一个钉子，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着喀喇昆仑走廊的大部分地区。中巴两国要想成为真正的“铁哥们”，这条走廊的归属，必须谈清楚。 耿飚的脑子里，开始进行一盘大棋的推演。一边是法理上属于我们，但一百多年没管过，又很难实际控制的“飞地”坎巨提；另一边是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必须拿到手的喀喇昆仑走廊。 他反复思量，彻夜难眠。最后，他给国内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核心观点就一句话：“坎巨提这块地，对我们来说是‘虚’的，不如用它来换取喀喇昆仑走廊这个‘实’的。我们主动提出将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以此来换取他们将喀喇昆仑走廊明确划归我们。” 这份报告送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审阅。总理看完后，久久没有说话。中央专门组织了高层会议进行讨论，与会的都是重量级人物。大家都很谨慎，毕竟“寸土不让”是刻在骨子里的观念。 但耿飚的分析和逻辑非常清晰。他认为，外交不能只算历史账，更要算战略账、未来账。我们用一块实际上控制不了的“飞地”，去换回一条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走廊，并且还能因此收获一个“铁哥们”般的邻邦，这笔“买卖”，是划算的。 最终，中央同意了耿飚的方案，回复他：“这可是好主意。”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耿飚的底气就足了。接下来的中巴边界谈判，虽然依旧艰苦，但大方向已经明确。巴基斯坦方面对于中国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尤其是愿意在坎巨提问题上做出让步，感到非常意外和感动。 1963年3月2日，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中巴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其毗邻地区的边界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
